第三，一般民眾，尤其是農民兄弟，法治意識淡薄，法律素養仍然欠缺。
在我整個實習期間，我旁聽了大約場庭審，也可以是說對基層的情況有比較深刻的體會。先從程式上說起，比如說：庭審中被告缺席，並且在法官電話通知後仍拒絕到庭，而至缺席審判，我就看到三次。當然這和法院的工作是沒有一點關係的，因為現在法院都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定，提前把舉證通知書，應訴通知書等相應的法律文書用特快專遞寄給當事人。所以，缺席審判的產生完全是當事人法律意識的欠缺或者說得嚴重點是目無法紀導致的。而且可以看到，大約有一半左右的案件，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遲到十分鐘甚至於半個小時以上，當然當地的交通條件還是比較優越的，即便是從最遠的鄉鎮坐車到法院也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從遲到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人們的法律意識的淡薄。在庭審中，就更能發現問題了，舉個簡單的案例為證。在一個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的案件中一個村民小組的多戶農民，都到了現場，在庭審過程中，旁聽席上的一位農民兄弟舉著農村土地負擔監督卡，大聲喊道：“法官，我要說話”。被法官制止以後，他仍不滿足，仍在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講幾句話呢？……”話未說完，又被法官打斷，法官責令其不得發言，於是台下的多位旁聽者開始喧譁，最後還是在法官法槌的威懾下才停止。法官就問他們你們有沒有出庭通知書，你們是不是證人？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最後庭審結束，那些人仍極度不滿，憤憤不平抱怨他們在法庭不能說話，甚至當庭辱罵律師。雖然這只是個案，當事人的情緒也顯得比較過激一點，但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案件的庭審過程中，也是屢見不鮮的。這一方面說明：我們廣大農村的農民兄弟的法律意識是極度欠缺的，從他們內心看仍然缺乏對法律的足夠的信仰，反過來看就是我們的普法工作路漫漫其修遠兮，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去做。上面所說的只是程式方面的要求，如果這點還可以理解的話，可能對當事人的正當合法權利有一定影響，那么實體上的則對當事人影響就大了。
從訴訟的實體的一個重要方面來看，證據意識保護相當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和中國的人情社會是分不開的。在一個瑕疵擔保的案件中，給付貨物的一方（甲）提供的貨物有瑕疵問題，但對方（乙）方發現後並未書面提出，因為甲和乙是熟人，只是電話通知了一下，也沒有要求對方出示書面說明或者其他擔保之類，現在乙方把貨物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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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丙方，丙發現了問題，起訴乙，乙在喊冤，但苦於沒有證據，想要鑑定產品卻又存在其他的困難，最後這個案子雖然我走的時候還沒有判決，但從成本的角度看，如果證據意識強些，就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和困擾。
因此，從程式和實體上看，我們普通民眾的法律意識都很欠缺。朱蘇力教授寫《送法下鄉》，雖然有些東西我還不懂，但其中表達的一個思想，就是要去做法律的宣傳和普及工作，我們確實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二部分
在法院實習雖然很短暫，但體會到了學校和社會現實畢竟是有一段較大的距離，以前不懂社會的複雜，然而一個月使我感受到很多。在我實習期間，我和好幾個法官談過，他們抱怨說自己的案子太多了，太辛苦了。我的感覺就是他們憑著一腔熱血去辦案，一旦出了一點問題，全年的評先進之類的，就別指望了。一個指導我的法官，他也是政法院校畢業的，他去年全年審結了多件案，這在我們市整個法院系統，可以排第三。但在我實習期間，他因為一個管轄權異議的案件被中院裁定改變後，他全年的努力可以說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但他並沒有消極的去工作，仍然充滿熱情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別的地區我不敢說，因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是就在我實習的法院我感覺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還是相當敬業。每天早上八點是上班時間，在八點之前，絕大多數人已經到了辦公室，除去一些在外地辦案的人員。這可能也和嚴格的管理有關係，因為每天所有法院的人員都需要在入口處打卡計時。雖然我在那實習也聽到律師和當事人請法官吃飯這種不良的現象，可是我現在比以前更能夠理解這些現象。這是社會的潛規則，暫時還是沒法改變的。譴責和制裁是應該的，但有時我們不能不看到人的無奈，不能忽視我們的國情去大談法官有多么的鐵面無私，這恐怕也是社會變革所需要經歷的一個階段。 我個人覺得作為一個法官起碼應該有條須做到：原則，良心，靈活性。所謂原則，我的理解就是法官必須遵守法律，不可逾越法律進行枉法裁判，徇私舞弊；所謂良心，就是法官內心要有一種正義感，這是一種實質正義，在正義的天平上，兩邊等重在有些情況下或許不是最佳狀態，這需要法官根據實質正義觀去衡量;而靈活性，就是要求法官是有一種解決糾紛的靈活性，不可過分拘泥於具體的規定。 康德曾經佇立於曠野，仰望滿天星辰而淚流滿面——因為他深為自己生活在如此有序，自由的宇宙中而感到慶幸 。如果他活到現在，也許他會失望，但絕不會因此而絕望。因為一種制度的變革不是那么容易的，總要經歷陣痛,就像一個新生命的誕生總是要經歷那么多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