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XX.7.20——XX.8.22
地點：杭州市xx區人民檢察院
記得上次問過大家一個問題，即經濟發展與犯罪率是不是成正比。當時對這個課題沒有多么深入研究，只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意思，其實目前按照大多數人的觀點，包括我還是比較認同經濟發展與犯罪率在某種程度上是成正比的。因此，今天的這篇實習報告也要從這邊說起。
首先我們得從這句話仔細入手。經濟發展，究竟我們研究的是怎樣的經濟發展，這中間其實傳達給我們很多信息，是經濟總量gdp的增加，還是人均收入的增長。國民財富的增長並不必然導致每人的收入都增加，同樣，社會財富的增加也不能保證貧富差距的縮小。同時，我們說經濟發展難道僅僅只從財富數值上分析嗎？那么要不要考慮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呢？同樣，我們再來看犯罪，學過刑法應該都知道，犯罪分為很多種類，目前我們國家將犯罪分為十大類。那么好，經濟發展與犯罪的關係是與這十大類都有關係呢，還是僅僅與其中幾類有關係，或者說與其中某幾類的某幾個罪名有著密切聯繫呢？
因此，仔細分析這句話其實我們會有不同的結論，這也就因此為什麼不同的文獻資料中不同的學者會持不同的觀點。
在這裡，首先給大家看一組數據，從1997年到XX年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的情況。（數據來源：中國年鑑網）
從上述圖表中不難看出，從1997到XX年，刑事案件罪犯從xxxxxx人上升到xxxxxx人，犯罪人數上升了一倍。另有一組數據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XX年，人民法院審理一審刑事案件，從146968件上升到xxxxx件。當然，這中間因為國家經過幾次嚴打，案件數量有所下降，但總的來講，從1978年到XX年，我國的犯罪數量明顯呈上升趨勢。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便是，從1978年往前追溯一直到1949年建國，中國的犯罪率出了個別年份外，一直比較低，總體上呈下降趨勢。不知道學法律的有沒有聽說過這么一句話，建國以來一部婚姻法就基本上能穩定社會矛盾，可見當時案件數量之少。從計畫經濟時代到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帶動著犯罪數量的增加，從而帶給我們一個思考，為何經濟發展能帶動犯罪數量的增加，是經濟發展本身的問題嗎？
現在我從實習的杭州市xx區人民檢察院了解到的一些情況說起。作為實習生，基本上的工作就是整理一些案卷，陪同檢察人員提審（也就是訴訟法中規定的審查起訴階段的詢問犯罪嫌疑人）以及和檢察人員出庭。因此，這期間通過我接手的案件也不少。而這中間我發現，盜竊罪的數量總是居高不下，遠遠高出其他類型的犯罪。而這中間更有趣的現象是，盜竊的標的物以傳統的現金為主轉為其他有體物，比如手機、電動車、電視機、電腦等。這些東西的特點是犯罪嫌疑人往往能通過變賣它們獲得金錢收入。另外相對集中的犯罪還有賭博罪、尋釁滋事罪，q####j罪，毒品犯罪，非法拘禁罪，詐欺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組織、容留、介紹賣淫罪。而危險駕駛罪、交通肇事罪等偶爾才會出現一列，故意傷害、故事殺人案件更是少數。
綜合上述案件分析，為何盜竊罪的數量居高不下。盜竊罪在刑法中屬於侵犯財產罪，而這正好與XX年中國年鑑統計的一組數據吻合。
從表中可以看出，侵犯財產罪遠遠高出其他種類的犯罪，位居第一。而這中間，盜竊罪的比重占的相當大，另外還有詐欺罪。而搶劫罪等需要使用暴力的犯罪卻比重相對較小。另外，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及民主權利的犯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據我所在的地區發現，許多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以及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都是由經濟糾紛引發的。浙江是全國民間借貸、融資非常活躍的省份，而由民間借貸產生的非法拘禁罪、詐欺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更是比比皆是。所以，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說經濟發展一定伴隨著犯罪增多。其實，在我看來，經濟類犯罪是所有犯罪類型中比重最大的，隨著經濟發展，財產類犯罪日益增多，而暴力類犯罪則相對下降。包括現在仍舊較多的q####j罪，犯罪嫌疑人往往拋棄了傳統的暴力脅迫的手段，轉而換向其他更溫和，採取誘拐、騙奸、偷奸等手段。
現在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入手分析這其中的原因。從盜竊罪入手，根據我對我接手的盜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情況統計，幾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為非杭州本地人口，絕大部分都是外來人口，而就業情況基本無業或者是臨時工，很少有正式簽訂勞動契約的。這些外來人員大都來自中西部西區，多以西南地區為主。這就顯露出了一個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帶動地區差異的不平衡，從而引起巨大的人口流動。以大城市北京、廣州、天津為例，1994年北京的流動人口達112萬人，流動人口犯罪占全市犯罪總人口的44%，XX年流動人口上升至383.4萬人，當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抓獲的各類流動人口違法犯罪者17538人，占全部抓獲違法犯罪分子總數的72% 。從北京市昌平區法院XX年的統計看，流動人口犯罪人員1339人，占犯罪人總數的77% 。廣州市社科院的一項調查也表明：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外來人口的犯罪僅占廣州市犯罪總人口的3.5%,XX年這一比例上升至85%。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對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XX年等五個年度外來犯罪者的職業結構分析表明，農業人口所占比例高達8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