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國本身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人口流動呈現出很大的障礙。經濟發展了，可是本應該隨之改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卻沒有跟上。大量農民工的進城，他們或沒有當地戶籍，或沒有有效的臨時居住證與務工證，使得他們不能從事許多正規帶有社會保障的行業，而只能從事一些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高風險低收入的行業，臨時工也逐漸增多。中國戶籍制度本身不是流動人口的最大問題，但戶籍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卻是造成農民工就業與保障的最大障礙。中國現存的戶籍制度就好比是一種變相的世襲繼承制度，農民工一方面為城市的建設繁榮與產業結構的變化作出了巨大的奉獻，另一方面，他們也成為最大的風險人群，失業率的增加導致許多農民工缺少生活來源，這就使得絕大部分通過犯罪來維持基本收入。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基本那些犯盜竊罪的許多都帶有前科，或被刑事懲罰，抑或被行政處罰。
中國目前面臨的最為擔憂的現狀便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而經濟越是發達的地區，貧富差距越是明顯。而其中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民更是與犯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鄭永紅（XX）對基尼係數與流動人口犯罪進行了研究，發現流動人口作案相對集中的幾類犯罪案件與基尼係數之間呈高度正相關。貧富差距的拉大使得一些人會通過非法手段來彌補自己的失落感和被剝奪感，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侵犯財產罪的數量如此居高不下。
因此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流動的人口的增加導致的社會財富的嚴重不均以及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使得經濟發展越快的地區體現的犯罪數量越多。
於此同時，筆者認為，浙江作為犯罪高發的省份之一，有其特殊原因。浙江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伴隨著民間借貸的如此活躍卻又缺乏相應的規制措施使得浙江因民間借貸產生的刑事案件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比如一些犯罪嫌疑人開始往往會向被害人借大量現金，最後因為融資周轉困難，使得一些民事借款糾紛上升為刑事糾紛。許多犯罪嫌疑人往往以詐欺罪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起訴或被判刑。更有些犯罪嫌疑人因為急於向債務人索要債務才採取非法拘禁的手段，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從而被判非法拘禁罪。因此，如何有效規制當前浙江等地活躍的民間借貸，是政府、金融界應該思考的問題。
最後，我們應該明白，雖說經濟發展與犯罪率在一定程度上成正比，但是經濟發展本身並不是必然導致犯罪率增加的直接因素，不然為何新加坡經濟發展如此之快而犯罪率如此之低。我們應該限定前提條件——在中國。中國有其自身的因素，中國的改革開放帶有明顯的轉型時期的特徵，經濟體制由公有制轉向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所有制、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轉型，各種經濟因素也發生了變化，如在收入分配領域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在就業方面失業問題逐漸顯著、在二元經濟的轉化過程中流動人口的增加、城市化規模日益擴大的同時城市貧困問題也亟待解決。
“經濟轉型通常都伴隨著傳統經濟結構的破壞，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結構失衡，原有的經濟與社會秩序因此而被打破。”【摘自郭旭新：經濟轉型中的秩序】有關研究表明，從人均gdp200美元到人均gdp800美元時期，既是各種經濟發展變數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也是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積極變化和重新組合的時期，這一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會大量出現，而中國轉型必然會經歷這么一個時期。中國目前日益增長的犯罪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因此，在最後筆者想說，或許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日益增長的犯罪是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的。但是，經濟發展的平穩程度卻與犯罪率的高低有著密切的聯繫，經濟發展帶動的社會保障，就業問題，社會分配問題，以及個人思想觀念的改變等因素必然與犯罪率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如何有效規制這些因素是平衡經濟發展與犯罪之間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們需要發展經濟，但我們需要一個全面均衡的經濟發展。
XX/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