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驕陽依然似火，暑期的背影已經漸漸遠去，當我轉身回眸時，才發現在那個剛剛逝去的夏日裡仍然留有自己的身影。想起在《新聞與寫作》編輯部實習的日子，擠公車、外出採訪、校對稿件，這一幕幕就像放電影似的在我的腦海中迴蕩，細細梳理一下，才發現原來自己成長了許多。
一、初出茅廬
很早就聽說學校要求大二學生在暑假時要進行社會實踐活動，但一直不大以為然，直到這一天真的來臨時才發現自己無從著手，好像初學走路的嬰孩兒，不知道應該先邁哪一隻腳，彷徨了好一陣子，也猶豫了好一陣子，仍然毫無頭緒。於是，我想起了向老師求助，首先找到宋琳老師，他是社會知名詩人，也一直從事編輯工作，當我斷斷續續地說明自己的意思時，宋老師很爽快地答應了，讓我等訊息，自此我的一顆懸著的心終於平靜了下來。接下來就是等待，等待著宋老師的最終答覆，又是一段忐忑不安的時光，不知道結果會怎樣。終於，宋老師告訴我，讓我去聯繫《詩刊》雜誌的某個編輯，到此時，我才真正看到一點屬於自己的光明，終於將社會這扇緊閉的大門撬開了一條縫隙。
幾乎與此同時，又有一條道路向我敞開。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圖書館期刊閱覽室里看到《新聞與寫作》雜誌上有一則招收實習生的信息，隨手抄下電話號碼，便戰戰兢兢地給對方打了電話，電話通了，讓我兩天之後去面試。我如期而至，面試並不複雜，我的心裡卻很緊張，說是面試其實也就是和主編聊天，在聊天中會看出一個人的基本素質，幸而編輯部的人都很隨和，面試很順利。但是在這之前有兩段小插曲令我至今記憶深刻，面試的時候，《新聞與寫作》編輯部還沒有搬到東單的新聞大廈，辦公地點仍然在和平西街那個很幽深的巷子裡，由於事先沒有查清楚行車路線，所以在去的路上不斷地給對方打電話詢問地址，就這樣，原本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的地方，花了兩個小時才找到，當編輯部主編指出這個問題時，羞的我滿臉通紅，初入社會便表現出如此的狀態，至今想來仍然覺得慚愧;另外一件事情是，由於出門匆忙，竟忘記攜帶身份證和學生證等證件，這個疏忽可是致命的，不過幸虧我帶著一些蓋有學校印章的獲獎證書，才不至於不能證明身份。後來主編對我說，對於這件事情，如果他們再嚴格一點兒的話，那我就不可能留下實習了。這次的面試經歷暴露了我的許多缺點，也得到了一些教訓，不過對於日後真正找工作來說卻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因此我心存感激。
從實習單位回來後，我就去中文系主任辦公室找了孟登迎老師，因為編輯部交給我一個採訪任務：採訪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節目主持人王志。對於這個採訪任務我誠惶誠恐，因為與名人尤其是名嘴面對面交流，對於我來說尚屬首次，所以想請孟老師給予指導，和孟老師交流了一個多小時，他從巨觀的文化層面教授我了如何把握住採訪重點，一席談話令我收穫甚豐。
《新聞與寫作》是隸屬於京報集團的黨辦新聞理論雜誌，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正是這樣一份雜誌卻能給一個初來乍到的實習生採訪央視名嘴的機會，一開始我是很驚訝的，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如此信任我們這些實習生，因為在這之前，其他實習生先後採訪過白岩松和撒貝寧。但是後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該編輯部實行激勵實習生的機制，他們信任大學生的能力，敢於放手把一些重要任務交給學生去做;對於我的話，可能是因為自己在學校院報做記者和編輯、在中文系葵社主辦《新聲》社刊的經歷以及一些校內文學比賽的獲獎證書起了作用。
聊完了採訪的事情，孟老師說可以推薦我去《青年文摘》實習一段時間，聽到這個信息我是非常高興的，因為像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很多都是捧著《青年文摘》長大的，這本雜誌在全國非常有名，銷售量也很大，如果能去那兒實習的話，也是一件極有面子的事情，所以當時毫不猶豫便答應了。
就這樣，在兩周之前還一籌莫展的我，現在已經擁有了三個實習機會，然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現在我又面臨著如何選擇的問題。就社會知名度和刊物發行量來說，《詩刊》和《青年文摘》遠遠高於《新聞與寫作》，而且我是學中文的，平時也喜歡閱讀和創作一些詩歌，所以無論選擇《詩刊》還是《青年文摘》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我最終卻忍痛割愛，選擇了《新聞與寫作》，我之所以這樣選擇是有原因的：第一，這個單位完全是我自己聯繫的，自己種的果子吃起來永遠都是最甜的，因為這個過程凝結了自己的辛苦和付出，所以不忍將其捨棄;第二，《新聞與寫作》編輯部的老師對我非常信任，能給我提供非常大的發揮空間，而這一點在其他單位是很難遇到的;第三，我想社會實踐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讓我們能夠接觸社會、深入社會，而做新聞無疑是最便捷、最直接的一種方式，我最初也就是抱著能夠接觸社會的想法去進行社會實踐的;第四，雖然我是學中文的，但是在院報的工作經歷使我對新聞產生了感情和興趣。在這些想法的基礎上，我選擇《新聞與寫作》。
二、良師益友
在《新聞與寫作》實習的一個多月時間裡，除了幫著編輯部搬家和校對稿件之外，我一共做過兩次採訪，採訪對象分別是漫畫家方成和北京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徐滔。而我認為最大的收穫還應該是在這個過程中所得到的編輯部幾位老師的諄諄教導，在這段時間裡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書本上不可能學到的東西，也真正明白了實踐的意義。
《新聞與寫作》有一個固定的採訪欄目叫“名人談充電”，採訪對象都是國內著名的新聞人，以對話形式了解他們在工作中的充電情況。一開始分派給我的採訪王志的任務就屬於這個欄目，但由於期間遇到了一些阻礙，所以採訪未能進行，我重新領到的任務是採訪北京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徐滔，主題仍然是談充電，由我和另外一位實習生負責，帶我們的老師是編輯王衛國老師。
對於這次採訪，可談的事情實在太多，我所得到的收穫也很多，其中主要是從王衛國老師身上學到的談話和採訪的技巧，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對我一生都受用不盡。王老師大約五十多歲，曾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師從謝冕和嚴家炎教授，畢業後留校任教，後調到《北京日報》工作，現任《新聞與寫作》編輯，是該雜誌水平最高的編輯之一。
為了做好這次採訪，我和搭檔作了充分的準備，在網上蒐集到了幾乎所有關於徐滔的資料以及其他媒體採訪她的稿件，通過準備我們掌握了有關徐滔的基本情況。北京電視台有一個王牌節目叫《法治進行時》，這個節目通過錄播破案現場深受北京老百姓，收視率非常高，徐滔就是這個節目的創辦人兼主持。說到這裡不能不提到一件事情：XX年某夜，北京西站發生歹徒劫持人質事件，公安人員將其團團包圍，為了保護人質安全，局面一直僵持，後來犯罪分子提出要見媒體，於是公安人員找到了徐滔，結果徐滔憑藉出色的口才對歹徒展開了心理征服戰，經過九個小時的鏖戰，她終於憑三寸不爛之舌配合公安人員將人質解救，將犯罪分子制服。節目播出後徐滔一舉成名，並獲得了范長江新聞獎。了解這些情況之後，我們開始列採訪提綱。
我們先請教王老師，他告訴我們，採訪時腦中要始終有一個框架，即：為什麼要充電?怎樣充電?充電的結果怎樣?這三個問題雖然簡單，但採訪時絕對不能脫離這三個框架，否則就會離題千里。然而一開始，我們總也抓不住重點，不知道第一個問題應該從哪兒切入。採訪提綱一次次地列，又一次次地被王老師批評，總也不能令人滿意。當我們幾乎江郎才盡的時候，他拿著提綱問我們：“徐滔最引以為豪的事情是什麼?”我們回答：“是XX年西客站解救挾持人質事件。”“你們為什麼不提這件事?”“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媒體採訪徐滔時都會提到這件事，如果我們再提的話就會很俗氣，難以出新，所以有意將其避開”，王老師聽到後，一擺手，對我們說：“這么想是不對的，徐滔之所以是徐滔，就是因為她這種獨特的經歷，而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XX年西客站解救劫持人質事件，這是她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們連這個都不提的話，怎么抓住徐滔的閃光點?也正因為這件事情最典型所以別人在採訪她時都會提到。我們不管他們提什麼問題，我們可以從充電的角度和這件事結合起來提問題，而這就是我們要出新的地方，也是可以和她拉進距離，引起她談話欲望的地方。”一席話使我們茅塞頓開，於是經過短暫的思索，我們把第一個問題列為“徐滔您好，幾乎每個記者採訪您都會提到XX年北京西客站劫持人質案件中，您與犯罪嫌疑人面對面談判9個小時，並協助警方成功抓獲犯罪嫌疑人的那段經歷。我們想知道，當時您為什麼能如此準確地把握犯罪分子的心理呢，您學習過犯罪心理學嗎?”，這個問題既抓住了徐滔的特點，又緊貼充電主題，得到了王老師的首肯。萬事開頭難，第一個問題提出來以後，其他問題很快就列了出來。後來採訪徐滔的時候，我記得她見到我們後說的第一句話說的就是：“你們這份提綱寫得很棒，很專業”，後面整個採訪也進行的很順利，很愉快。事後我想，能得到京城名記這樣的評價，那當時反覆列提綱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採訪的成功當然要歸功於王老師的指導，他經常對我們說，他作採訪的一個主要方式就是四個字“六經注我”，就是說在採訪前對某一個問題首先有自己的觀點和見解，採訪過程中只是引導著被採訪者來注釋自己已有的觀點。我明白要做到這點需要具有準確而獨到的洞察力，要有一眼看透事物本質的能力，王老師無疑具有這樣的能力，這是最令我佩服的地方，也是要從他身上學習的最大的無形財產。王老師曾經給我們介紹說，央視許多大牌記者，諸如白岩松、王小丫、撒貝寧、王志等都和他 “認識”，可是他們卻從來沒見過面，所有的交流都是在電話里進行的。在和這些人第一次通電話時，王老師往往能一語道破出他們主持節目的最大特點和不足，這往往會使他們有如遇知己之感，因此對王老師約的採訪、派的記者很少拒絕，這也是我們這些實習生能採訪到這些大牌記者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採訪結束，回來就要整理採訪錄音，整理過錄音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耗時耗力，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一萬五千字的內容，至少要在電腦前連續工作四、五個小時才能完成。如果說這項工作是體力勞動的話，那么接下來整理初稿的工作就是要考驗腦力的時候了，一萬五千字的內容經過選擇、提煉，要整理出三千五百字的初稿，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邏輯清晰，語言簡明，這對於一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提取問題能力、總結歸納能力還有語言文字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逼著你做出盡善盡美的文章。經過這樣一通程式下來後，看著自己的勞動成果會倍感親切，而當看到自己付出的勞動終於變成鉛字時候，興奮地看了又看。
編輯部還有一位負責采寫工作的編輯叫劉建新，她是一位即將退休的老編輯了，在實習期間我也有幸跟著她參與採訪了著名漫畫家方成。按王老師的說法，劉建新老師的採訪方式也可以用四個概括，叫做“我注六經”，她為人和藹、循循善誘，往往第一個問題就能給人以親切感，拉近與被採訪者的距離，然後不斷通過自己的提問，使被採訪者說出更多想說的話，這在採訪方成的過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和王老師的“六經注我”一樣，這是兩種不同的採訪方式。而我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能夠接觸並學習到這兩種風格迥異，但效果相同的採訪方式，著實受益匪淺。
主編郭洪新非常善於發現每個人的優點，做到人盡其職、物盡其用，並且非常具有創新意識，他能為每個人量身定做一些欄目，包括實習生，使每個人的長處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比如，因為我平時寫一些詩歌，所以他讓我管理網站上的“傳媒人詩苑”欄目，並且安排我為該編輯部寫刊歌的歌詞。這些都為我提供了非常大的發揮空間和學習空間，而他的這種管理理念也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和思考的。
總之，在這一個多月的實習過程中能結交這些良師益友是我最大的收穫，他們對待我的態度使我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感恩的心，就像王衛國老師說的：“因為我們的孩子和你們年齡差不多，我們希望他們單位的老師能夠對他們好一點兒，反過來，我們就想要對你們好一點兒”。
三、滿載而歸
一個多月的社會實踐，時間不長，卻收穫頗豐，可以說是滿載而歸。雜誌相對報紙雖說比較清閒，但卻可以在一個題目上不斷打磨，可以做得很精，將一塊璞玉磨成精美的玉器，在這個過程中自己的手藝也在不斷提高。當然，除了技術層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對社會、對自身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1.學習真的很重要。以前常聽人說，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實踐，回到學校後最大的變化就是知道怎樣去學習了，也有了學習的動力和方向。對此我更是深有體會。記得有一次和王衛國老師聊天，談到了理論學習的問題，我們達成了一個共識：參加工作後，當一個人的工作水平達到了一個很難突破的階段時，起決定因素的往往是他的理論功底。對此我深信不疑，但是如何在大學生活剩下不到兩年的有限時間裡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理論思維我卻是比較迷茫的，因此我向孟登迎老師請教，他告訴我說，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論思維並不一定要看多少理論方面的書，對於中文系的學生來說很容易找書來讀，但一定要讀經典，比如多讀一些文學名著，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試著對其進行闡釋，自然就會涉及到各種理論，這樣容易切入，也容易深入下去;至於要真正提高理論水準，上好美學課和哲學課至關重要;此外，我們周圍的現實生活中就有許多可供省察的事件，只要我們多觀察生活，並對此進行有益的思考，自覺運用學過的理論去解釋它，那么理論思維會很快得到提高。在老師的幫助下，我現在也更多的讀一些經典書籍，包括中華古籍、中外名著以及文藝、哲學理論方面的書，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可以盡最大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明白了以前老師上課的時候苦口婆心對我們說的，要珍惜大學時光多讀書、讀好書之類的話，回想起來突然發現這真的是至理名言佳句。當然，學習並不只是要學習理論，也不僅僅是在學校里才學習，走出校門後更需要學習;不僅僅學習書本上的知識，也要學習社會這本大書，提高自身修養，高標準、嚴要求，把自己塑造成能夠適應社會的具有綜合素質的人才。
2.試著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大學四年的過程就是我們不斷認識自己的過程，一個人只有在社會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定位，才可以最大程度上發揮出他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相信自己，但既不能把自己想得過高，也不能低估自己的實力，這就要求我們不要囿於校園，要適當地走出去，走到社會這個大網路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一個點。當然，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最起碼我們試過，只要邁出了第一步，以後就不會覺得陌生。此外，在社會實踐中，我們必須得批判地看待這個世界，社會上的許多事情和校園裡是不一樣的，我們不應把它想得那么完滿，也不應想得過分惡劣，要學會公正地看待它，以我們自己的一顆平常心來體悟社會，體悟生活，為最終走向社會作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動上的準備。
3.體會到生活不易，學會珍惜生活。實習單位的地點在東單，從學校到東單要轉乘一次公車，至少要一個小時才可以到，當時是最炎熱的7、8月份，而且乘車時間往往是在上下班高峰期，所以擠公車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有了這樣的經歷便多少能體會到生活的不易，更懂得去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