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7個多小時的排隊，一整天的體檢，崗前的教育、分發，我隨那一批的3500多人一道，最終順利進入富士康開始工作。前三天的工作甚至讓我覺得太過輕鬆：沒有什麼活乾，新人不讓加班，工友彼此之間也還不太熟悉，採訪任務也不急於開始。這樣節奏的生活，與調查自殺兩件事，仿佛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我進入之前最擔心的事已然發生了。此時我的“日記”便帶上了明顯的“有色眼鏡”，試圖把每種現象每個細節下一個結論，試圖把員工們的生活狀態往壓力過大、沒有自由、管理制度有問題等等方向上靠，那段時間甚至只要從員工嘴裡說出“壓力”兩個字，都能讓我變得無比興奮，我會立即記錄下來。我總覺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實上，真相這個時候卻在遠離。
第一次以“臥底”記者身份與楊繼斌老師碰頭是正式工作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酒店十幾層上的咖啡廳，大致說了說工廠里的基本情況，然後望著高樓大廈胡發了一通感慨，很興奮於自己又暫時回到了真實的身份。關於選題，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楊老師問到“你覺得這個題是語文題還是數學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語文題”，也許是因為我還並沒有做“揭黑”之類調查的經驗，也許是因為對於環境的一種直覺，我總覺得這一周我看到的東西，即便是戴著“有色眼鏡”往那幾個能逼死人的方向上靠，也顯得牽強無力。但楊老師提示我這應該是“數學題”，一環一環的故事與細節最終要導出自殺的結果，報導才能成形。如果不能建立這樣的邏輯關係，那么這篇調查就是失敗的。當然，一切還在進行中，選題的變化還要看進一步的材料積累，“你也別抱太大希望”。我的作用只是忠實地做好一台攝像機，與一台文字輸出機，“有色眼鏡”必須摘下。
既是一台攝像機，那就不必想太多啦，取景器里是什麼景色，帶子上寫入什麼內容，關你這機器什麼事呢?恩，這樣反倒也輕鬆自然，每日保持“電力”就好。
這之後的文字已經發生了完全的改觀。每晚發回的文字已經客觀真實，我動用身體上的一切感覺器官，我只求細緻與鮮活，而更少或者根本不去考慮調查的結論。工友們開心、幽默、青春、時尚，我也都一一記錄下，甚至有時候篇幅比他們的焦慮、無奈更長。這樣的記錄讓我很安心，因為我只需與看到的真相、感受到的情緒站在一邊。
潛伏：隱匿還是出眾?
為了不在打工者中過分突出，我特地挑選了平日裡最不常穿的幾件衣服，讓自己看上去更像個剛從學校出來的打工仔。在小商店裡購置日用品時，幾乎全部選的是最廉價的商品。嘴上說的話也一概去掉“對不起”、“請問”、“謝謝”等，唯恐太文質彬彬而受欺負，或是顯得與眾不同。事實證明，這些“隱匿”的方式讓我的生活看上去與他們全無二致，說話的方式改變也讓我不自覺地融入了他們的談話之中。氣場相合，方能聊出更多的信息來。這也成了後來得到不少故事的“語言基礎”。
但是在接下來的採訪中，情況並不那么簡單。採訪大學生時，我要化裝成正在進行社會實踐的大學生，與他們平等地交談;與線長組長交談時，不光要想出讓他們注意到你的“噱頭”(事實證明，只有我說不想幹了，他們最會和我談)，還需要拿出更多一點的見識來，去與他們探討這個大工廠里基層幹部的升遷與前途。當我號稱自己“要離職”而與線長“談心”的時候，他本來是想要留我的，但我完全不關心“我自己”的前途，卻只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個巨大的工廠：人多，機會少，基層幹部壓力大，帶的人流動性太強，出不了成績，就爬不上去——這都是我這些天觀察的結論。他仿佛換了個人，不像和別的有離職意向的員工交談時那種家長式的“教誨”，而是真正談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說起自己的學習經歷，在富士康等一些類似廠里的工作經歷，現在作線長壓力大了，但級別沒動，工資一點也沒漲。最後，連他自己也說“沒辦法，富士康就是這樣的”，“要是情況還沒有起色，也許我也就乾到今年年底了”。堅持隱匿，但有需要時也不必害怕“出眾”，極大地延展了我的“潛伏”體驗。我甚至逮住一次占理的機會，直接與另一線的線長發生了爭執，去看最終會怎樣解決。
成功地變換2-3個身份，去與受訪者平等地交談，才是獲得故事最好的途徑。當然，“臥底”期間，兼有的身份越多越危險，所以這種變換最好在後期完成，以防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