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學校的要求，年八月我到了基層人民法院——省市人民法院，在民二庭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實習。首先我要向所有為我的這次社會實習提供幫助和指導的市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工作人員以及親自指導我的薛庭長，丁法官和虞法官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為我的順利實習提供的幫助。
通過這次實習，我在專業領域獲得了較為豐富的實習經驗，鞏固並檢驗了自己兩年來學習的知識水平。實習期間，我了解了大量的民事案件尤其是經濟契約糾紛案件從立案到結案的全過程，在一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我對案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此期間，我進一步學習了相關的法律知識，對立案等程式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注意在此過程中將自己所學的理論和實習有機結合起來，實習結束時，我的工作得到了實習單位的充分的肯定和較高的評價。
下面是我實習報告的主體部分，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談下我對相關專業問題的看法，分為三個方面，第二部分是我的實習感悟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市場經濟對民商事法律的影響巨大。
通過查閱檔案室多年的統計資料，從案件的受理，審結，執行等數據分析，我覺得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民商事案件也逐年增加，這從一個側面可以說市場經濟也在呼喚民商事法律的發展和完善。從年開始，民商事案件自件左右開始，到年代已經達到了件左右，從年開始，經濟類案件也迅速增加，從件到年的件左右，而純民事案件更是達到了年的超過件，再從標的額看，由年左右的萬元上升到億多元，從年開始後，每年案件執行額，都在億元以上，並且民商事案件標的額占所有案件的%以上。鮮明的數據最能說明問題了，從統計的結果我們不難發現民商事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性。並且隨著整個市場的發展，民商事法律也在不斷的修訂，完善和發展過程中。
第二，調解在中國仍然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儘管現代社會對中國的傳統的鄉土社會起到了極大的衝擊，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是一個極為重視關係和人情的國度，尤其是在基層更是如此，當發生了糾紛，一般的人更傾向於非訟的解決方式，只有當爭議無法協商時，這些人才會選擇去法院提起訴訟去解決問題，有些當事人甚至是為了爭一口氣，為了自己認為的公道而提起訴訟。有一個同學說他在重慶的一個基層所作的調查，問卷的問題是當發生了土地糾紛的時候，在法院起訴還是由村幹部調解，結果%的人都選擇了後者。也許這個數據有點偏高，但起碼我想可以得出一點結論，那就是在基層調解是有其存在的基礎的。 “我們之間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嗎?”“這不是見外了嗎？鄉土社會裡從熟悉獲得信任。鄉土社會的信用並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費孝通先生的描述儘管是寫年代的，從江村所在的地區看也正是我們蘇南那一塊。儘管受到現代社會的衝擊，但是我們也無法忽視，傳統的鄉土情結在農村是很濃的，這在蘇南一帶也是如此。人們之間的交易很多出於對人情的信賴。民事訴訟機制與非訟機制相比儘管有諸如權利實現的直接強制性和複雜的程式權利保障機制，但民事訴訟機制也同時存有若干短處。“最突出的有(一)解決糾紛的成本高;(二)解決糾紛的周期長;(三)解決糾紛的剛性化”。其次，“我們從整個世界的範圍看，年代中期以來，在司法實習中，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套用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而且在許多國家已經逐漸成為解決民事糾紛最為主要的工具。這反映了建立在經典法制理念之上的對自力救濟的否定和法院的中心地位，已隨著社會的重大變化而呈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規律。面臨“訴訟爆炸”的現實，以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補充司法的中心地位，是司法發展之必然”[]。因此，無論從內還是對外來看，調解這種解決糾紛的制度都是切實可行的解決糾紛的方式。
第三，一般民眾，尤其是農民兄弟，法治意識淡薄，法律素養仍然欠缺。
在我整個實習期間，我旁聽了大約場庭審，也可以是說對基層的情況有比較深刻的體會。先從程式上說起，比如說：庭審中被告缺席，並且在法官電話通知後仍拒絕到庭，而至缺席審判，我就看到三次。當然這和法院的工作是沒有一點關係的，因為現在法院都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定，提前把舉證通知書，應訴通知書等相應的法律文書用特快專遞寄給當事人。所以，缺席審判的產生完全是當事人法律意識的欠缺或者說得嚴重點是目無法紀導致的。而且可以看到，大約有一半左右的案件，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遲到十分鐘甚至於半個小時以上，當然當地的交通條件還是比較優越的，即便是從最遠的鄉鎮坐車到法院也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從遲到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人們的法律意識的淡薄。在庭審中，就更能發現問題了，舉個簡單的案例為證。在一個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的案件中一個村民小組的多戶農民，都到了現場，在庭審過程中，旁聽席上的一位農民兄弟舉著農村土地負擔監督卡，大聲喊道：“法官，我要說話”。被法官制止以後，他仍不滿足，仍在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講幾句話呢？……”話未說完，又被法官打斷，法官責令其不得發言，於是台下的多位旁聽者開始喧譁，最後還是在法官法槌的威懾下才停止。法官就問他們你們有沒有出庭通知書，你們是不是證人？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最後庭審結束，那些人仍極度不滿，憤憤不平抱怨他們在法庭不能說話，甚至當庭辱罵律師。雖然這只是個案，當事人的情緒也顯得比較過激一點，但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案件的庭審過程中，也是屢見不鮮的。這一方面說明：我們廣大農村的農民兄弟的法律意識是極度欠缺的，從他們內心看仍然缺乏對法律的足夠的信仰，反過來看就是我們的普法工作路漫漫其修遠兮，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去做。上面所說的只是程式方面的要求，如果這點還可以理解的話，可能對當事人的正當合法權利有一定影響，那么實體上的則對當事人影響就大了。
從訴訟的實體的一個重要方面來看，證據意識保護相當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和中國的人情社會是分不開的。在一個瑕疵擔保的案件中，給付貨物的一方（甲）提供的貨物有瑕疵問題，但對方（乙）方發現後並未書面提出，因為甲和乙是熟人，只是電話通知了一下，也沒有要求對方出示書面說明或者其他擔保之類，現在乙方把貨物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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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丙方，丙發現了問題，起訴乙，乙在喊冤，但苦於沒有證據，想要鑑定產品卻又存在其他的困難，最後這個案子雖然我走的時候還沒有判決，但從成本的角度看，如果證據意識強些，就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和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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