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我也覺得，年輕人應該多出去走走，出省或者出國，看看那裡的人過著怎樣的生活，能在思想和感官上獲得巨大刺激，所以我一直嚮往著異國他鄉的風土人情。然而有些人和我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即使我們居住的地方相隔不過50米。而我未曾走進他們的世界。
出於鍛鍊自己理解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的能力，減少諮詢過程中出現文化性逆向阻抗的可能這一目的，我就近選擇了昌崗東居委會作為我的社會實踐點。在四周的實踐期中，我參與了屬於居委會的工作（如張貼海報、檢查衛生死角、調解居民矛盾、陪“老人之家”的老人下棋），屬於居民的活動（如參與健康講座和禁毒講座、回響徵兵）和兩者共同參與的活動（如參與急救課程、保持街道清潔、鏟樓梯的“牛皮癬”、拿著小旗子在紅綠燈旁站崗），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寶貴經驗。
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許多：我見過喝醉酒的案主來居委會破口大罵，抓著其中一個工作人員的衣袖僵持了10分鐘；我試過一個上午拿著鉗子在捷運昌崗站和捷運曉港站之間來回走動，保證地面上沒有紙團和菸頭，還要鏟路邊曬乾了的狗屎；我參加了徵兵體檢，被要求和30幾人一起在全裸的狀態下跑步、高抬腿、做伏地挺身，檢查視力的時候我其中一隻眼明明只有4.2檢查的人卻寫我4.7；我拜訪過好幾個居民的家，他們的客廳同時也是睡房。
如果說在經歷這些之前我還對自己的出身有所不滿，那從此以後我再也說不出抱怨的話。如果我認為每個人在出身時就已經在這個不公平的世界裡找到一個位置（並經由馬太效應放大，貫穿他/她的整個人生），那我雖然與榮華富貴無緣，但也同時免遭了某些痛苦。雖然我聽說過這種痛苦正在世上發生，但它們似乎離我太遠了，在真正經歷之前還是沒有概念。
就拿參與徵兵體檢時的體會來說吧。我的目標職業——心理諮詢師的職業倫理要求我們尊重來訪者的隱私，諮詢師和來訪者談話的內容就不用多說了，就連“來訪者來過談話”這件事本身也被納入保密範圍。（有突破保密原則的特殊情況，但在這裡不作探討。）這種職業倫理已被內化成我價值觀的一部分：一個人的心理、身體狀況是個人隱私。在看病的時候我們可以告訴醫生許多個人信息，讓醫生檢查身體；但是我有權不讓其他患者知道我的情況。所以當我被要求和三十幾個男青年一起脫光衣服接受檢查時，真是吃驚不少。
當然我很快嘗試理解這種狀況，並找出恰當的理由：全裸是為了徹底地檢查（包括有無紋身、包皮是否過長、有無痔瘡等），這個很好理解。至於為什麼不是個別檢查而是集體檢查，可能是為了節省時間和成本。然而找到解釋並不會讓我對這件事好受一些。我從未被這么多人見過我的裸體，也未見過這么多人的裸體。我確確實實地感到了羞恥（同時也慶幸自己沒有感到興奮，說明心裡並沒有多少同性戀的傾向）。我想像弗洛伊德會如何評價這種經歷對我潛意識造成的影響；以及如果我以後做精神分析的自我體驗，會如何和我的體驗師討論這件事。
當然我並不是對回響徵兵這一光榮使命感到不情願，又或是要求在徵兵體檢這種場合得到如諮詢或就醫時的“尊貴服務”；我也不想顯得太過大驚小怪，讓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覺得我是個未見過世面的小朋友。但在那個時候，當我光著身子讓嚴肅的醫務人員丈量我的手臂，檢查我身上的各個部位——這種檢查並不是為了我的身體健康，只是看我是否符合他們的要求——我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較為哲學的講法是，我感到自己被作為一個物品來對待，而不是作為一個人——我的人格、尊嚴、生活經歷、思想以及知識仿佛都憑空消失了。我驚覺能在大學參與使用筆、紙和大腦的選拔，原來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整個社會實踐過程都是令我五味雜陳的，和回響徵兵有關的體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許多疑問在我的腦海中閃過：“越有錢的人似乎越能夠讓自己免於普通人必須承受的責任和痛苦，這是合理還是值得譴責？”“馬太效應（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是制度問題還是自然規律？”“每個人的所得都和他們的努力成正比嗎？”“我們又該以何種形式實現財富的再分配？”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問題：“我該如何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過好今後的人生？”
為了不讓思考流於表面，我讀了麥可·桑德爾的《公正》和《金錢不能買什麼：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作者在書中用一種非常坦然的態度承認了社會不公。他介紹了許多令人不快的現象，並引述了多位哲學家的觀點，說明為什麼這些問題值得爭議，且一直在道德上懸而未決（值得一提的是，書中事例大多源自美國。社會不公並不像微博上某些人所宣稱的那樣，只要有民主和自由市場就得以解決）。我還讀了丹尼爾·里格尼的《貧與富——馬太效應》。這本書闡述了優勢如何像滾雪球一樣逐漸被積累起來，而劣勢又是如何引發惡性循環的。我不打算在這分享書中出現的觀點，也不打算為上文提到的疑問給出答案——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是非常個人化的。只想和正在讀這些文字的你分享這種快樂：對這些形而上問題的思考使我少了一些迷惘和浮躁，我為這一個月來自己的成長感到欣喜。
當然，如果你問我是否在這次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我會告訴你，完全沒有。我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大多簡單而又沉悶，例如為了迎接“創文”國檢，我要做交通引導員，拿著一支印著“請您耐心等候”的旗子在馬路邊站上兩個小時（我希望自己不會因為說這些話而接受批評教育，我完全沒有質疑“創文”工作重要性的意思）。雖說職業無分貴賤，但是職業要求人運用的能力則有高級和低級之分。而交通引導員要求我運用的能力就是“站立”和“持旗”，實在無法讓我從中得到什麼快樂（在那個時候，每當有人來問路我都特別高興。指路至少運用到了我的記憶力和表述能力，展示了在這篇區域生活許久的我對它的熟悉）。體味著這種無聊，我不禁為自己擔憂起來“我會以心理諮詢師的身份在這個社會裡找到一個位置，還是會在生存壓力下淪為一件“物品”？我該怎么安排我的時間，考怎么樣的學校？我要使出吃奶的勁到實習和督導體系較為完善的北京去嗎？我要拼了老命到諮詢行業最為成熟的美國去嗎？會不會有人看到我的學歷就不想和我合作，即使我對自己更為嚴格或更有職業操守……這不是廢話嗎？他們當然會看的！那些在北京或出國學心理諮詢的人真是擁有太多優勢了。不過美國人享有更多優勢，他們要發一篇sci/ssci都不需要學多一門外語！“
我知道自己的思考時表情會變得凝重，為了不讓看到我的人想起自己生活中的不愉快。我稍為賣力地揮動旗子，讓它以悠然自得的方式飄揚。小朋友向我投來好奇的眼光，我就報以微笑。
“我該拿什麼課題參加挑戰杯呢？是比較好獲獎的還是自己最感興趣的呢？以前很看重‘真實水平’看很多非考試用書，現在已不會再天真地認為“真實水平”比考試成績重要了吧？優勢和劣勢都能引起循環，你該知道怎么玩好手上的牌……”
那次站崗是在社會實踐的最後一天，再過一周就要開學。思索著這些事情，兩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