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們的調查，在青年學生中，外來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很大。就拿我來說，看文學作品倒是很多，但基本上全都是外國文學。我覺得，在中國日益走向世界向世界開放的今天來說，應該加強對我國青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尤其是我們50XX年的文化，絕對不能摒棄。
2. 工作狂傾向度
據日本專家統計，不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工作狂”的人數都在不斷增加。在過去的10年中，美國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在我國也增加了至少4成。
以前，在日本、中國等許多國家的詞典中，“工作狂”均被列為褒義詞，或至少不算是貶義詞。不少人（其中多數是企業老闆、單位領導）還覺得，“工作狂”的“忘我工作”為本企業或本單位帶來了巨大的效益，而且為同事們樹立了模範的榜樣，故多數“工作狂”往往被評為“先進典型”，成了“骨幹”或“紅人”。
但美國心理學家斯賓塞教授指出，“工作狂”屬心理變態，在各單位的低、中級管理人員中尤為常見。“工作狂”與對工作有熱情者有本質區別———前者往往並不熱愛自己的工作，一般很難從工作中得到快樂，而只是拚命地工作以求某種“心理解脫”，此外他們在工作中還常常強迫自己做到“完美”，一旦出現問題或差錯便羞愧難當、焦慮萬分，卻又將他人的援助拒之門外；而後者則十分熱愛自己的工作，從工作中能獲得巨大樂趣，出現失誤時既不會怨天尤人，也不會懊惱不已，相反卻會聰明地修正目標或改正錯誤，同時也注意與同事和上司協調、配合，因而人際關係相對融洽。考核顯示，儘管前者的工作量要比後者大得多，但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都明顯不如後者。
專家們建議：要是發現自己出現“工作狂”的某些典型症候，那么首先須有意識地減輕工作壓力並強迫自己減少工作量。具體做法是：不妨列出一份工作日程表，先將自己現時的所有工作項目和工作時間一一寫明，然後考慮哪些可以完全放棄，或至少暫時放棄，哪些可交由他人或與他人合作完成，同時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最後訂出新的工作日程表，並請家人或同事予以監督。此外，不妨培養一些與工作不搭界的業餘嗜好，豐富業餘生活，如能接受心理醫生的科學治療，情況會更好些。
專家們的另一新發現是，“工作狂”的“生成”還可能與其童年時代接受的教育息息相關。實際上在“工作狂”中，有占8～9成的人在孩提時代受到來自望子成龍的父母親的過分嚴厲的教育。在這樣的家庭里，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往往過高甚至高得“離譜”，可憐的孩子一旦稍有閃失便會遭到批評乃至重罰，最後孩子心理上可能出現障礙，長此下去，孩子長大了極可能成為“工作狂”。尤其是在青年當中，一部分人只看和自己專業相關的書，極容易演變為工作狂。
3. 中國的讀書廣泛率和讀書普及率
中國大學學費問題與農家子弟，按說經濟越發展，教育會越普及，義務教育越有效果。可實際上並非如此，近些年在鄉村調查，發現農村兒童輟學的越來越多了，讀不起書和讀書無用論雙雙起了作用。讀不起書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毛澤東時代，雖然經濟上比現在困難得多，真正受過培訓的合格教師和適合教學的正規教室都不多，村中卻有很多人受過中學教育，尤其國小教育的普及率也都高的出奇。有人說那時的教育水平很低，高中生的水平不如現在的國中生，這不無道理。但問題是，為何那時的學生可以坐在教室里讀書，現在很多兒童國小一畢業就流失到社會上去，上不起學了呢？一百年前，清政府時期李鴻章出使美國看到那裡的公辦學校曾不無感慨的對美國人說過：“什麼時候，若是也能夠讓我們國內的窮人家的孩子也上得起學就好了！” XX年3月10日在李昌平致朱鎔基的信中卻提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那些讀不起書的兒童輟學回家在做些什麼呢？有人認為它們在做農活或其他什麼正當的輕微勞動，卻不然。他們成群結隊的在瞎逛，這使家長最怕的，因為這樣最容易學壞，有些家長之所以拚命借錢讓子女在學校讀書，是擔心他們被那些閒逛的孩子帶壞。不只是那些輟學的兒童到處閒逛，那些讀過高中的知識青年也在村中閒逛。前幾年辦了很多中專，一些農村青年讀了中專，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師範畢業的農村青年到學校教書，要交數千至數萬的就業金，交不起的，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