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到鄉村搞試驗，為什麼總是得不到農民的回響，而毛主席領導搞的土地革命卻讓農民自願捐糧賣命，組成一個銅牆鐵壁，還不是因為土地革命滿足了農民夢寐以求的對土地的需要？現在我們組織農民辦工業、搞高科技農業，農民都不積極回響，我們總是埋怨農民沒文化、素質低，組織紀律觀念差，而很少考慮我們幹的事是否符合農民需要。農業
、農村、農民就是這么一個狀況，從這個實際出發去定目標幹事情，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還拿打井這個事來說，民眾打的是塑膠管井，上級實際上並不主張打這種井，認為這種井檔次低（也許還有其它科學上的原因）。現在看來，這種井最符合生產責任制和農民的資金情況，最符合農民的需要。如果我們當時組織打標準化的石管井，很可能就組織不起來，因為農民不僅資金上有問題，而且石管井管的面積大，打在誰的地里也成問題。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解民眾的燃眉之急。現在我們那個地方遍地打的都是這種井，這表明這種井符合當地農民的實際情況。通過打井這件事我還認識到，為民眾辦實事，幹部的牽頭組織很重要。當時我問農民，你們既然這么需要打井，為什麼不自己打呢？他們回答說，我自己出錢打一眼井，你不叫誰用呀？不叫誰用得罪誰，叫用吧，自己掏錢打的井叫別人用，實在有點肚痛。你看，農民就是這么一個覺悟水平，我們作決策辦事情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毛主席總結大躍進的失誤時有一段話，他說：“一定要每時每刻關心民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民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民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這段話同樣適合於今天，我感覺甚至就是對今天的人們說的。我們在農村組織農民搞這事搞那事失敗的原因，難道不就是因為違背了這兩條嗎？今天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條：一定要適合當前民眾的資金技術情況，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好。
其次，分折在大胖栽種水稻的事。從現代農業的觀點來看，栽種水稻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有些地方，水稻還是農業結構調整的對象，但是大胖村那些地里栽種水稻，農民由原來的不收變成收，由原來的少收入，變成了多收入，農民實實在在的得到了實惠，因而他們就擁護幹部，聽幹部的號召。農民有了收入，有了積累，再發展高級的東西也就有了基礎，這就叫有低到高。從大胖栽種水稻這件小事來看，我們還領悟到，作決策辦事情一定要遵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發展規律。當時改種水稻我們只是在廣播上宣傳宣傳，宣傳那個典型農戶的收入情況，幫助農民進行效益分析，並沒有逼迫農民一下子都改種水稻。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們一看種水稻還真行，大家就很快都跟了上來。當領導的有沒有水平，水平高低，能不能有效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就看你有沒有眼光發現民眾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能發現這種東西，就能一呼百諾，就叫站得高，看得遠。我們常講的由點到面的工作方法，體現的正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發展規律。作為對比，我們不妨舉一個失敗的例子，可以說這樣的例子各地都比比皆是。還是在**時，XX年春季黨委政府決定沿鄭（鄭州）汴（開封）路兩側在高砦村北地搞萬畝經濟林基地，當時領導可能想，一下子搞成這么一個基地，對調整農業結構，對改善鄭汴路兩側的生態環境都有很大作用。可是實施時民眾積極性不高，有些農戶根本不同意，鎮政府（此時**鄉已改為**鎮）只好從購苗、栽植到澆水的各個環節都包攬下來，組織鎮村幹部自己動手。由於規模太大，栽的質量很低，還由於精力和財力上的原因，澆水不及時也不充足，管理跟不上，結果成活率不到10，活下來的幾顆樹後來民眾也都拔掉移裁到家裡了。正反兩方面的例子都說明，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按此規律辦事，就容易取得成功，違背此規律，就可能導致失敗。總結經驗，一定要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既要看到成功的經驗，更要看到失敗的教訓，這樣才容易看清規律。我曾思考**鎮的農民裁種葡萄的事，都是同樣的土質，都是同樣的環境，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卻失敗了，原因到底在哪裡呢？我比較思考的結果是：成功的農戶主要是因為應該（由規律所決定）做的事做足做夠了，而失敗的農戶主要是因為應該做的事沒有做足做夠，總是懶省事造成的。一個人想乾成大事，想乾成高級的事，一定要把小事低級階段的事乾足乾夠，並富有成效。這些富有成效的小事，只要乾足乾夠，乾到一定程度了，經濟也好，黨群幹群關係也好，就會發生一個質的變化。xx同志講，民眾利益無小事，這當然首先是個態度問題，但我是從量變質變規律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