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進行的黨的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教育廣大黨員幹部樹立更加牢固的“民眾觀”，從而更加自覺地熱愛人民、服務人民。《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呈現的正是一曲領袖與人民民眾血肉相連的頌歌。影片中伯延公社的老百姓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生活過得非常艱難，但依然具有與黨休戚與共的擔當精神，所以最終能夠實事求是地撤銷集體食堂，從而使國家建設回歸到尊重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道路上來。就劇情而言，不必說鄉親們為總理的到來唱戲曲落子《端花》，不必說老奶奶賣掉了自己的壽木為總理做拽面，不必說老主任郭百歲怒打說假話的兒子——公社主任郭鳳林，單說將“說怪話”的“落後分子”關起來不與總理見面一事，就並非是幹部與民眾的生死對立，而是公社主任郭鳳林作為基層幹部，純樸地認為“自然災害、蘇聯逼債等等夠讓主席、總理操心了，我們這點困難不值得雞一嘴鴨一嘴地叫喚”。片中的一切矛盾都不是不可調和的死結，而是一種以當下目光回望歷史的“好與更好”願望的“二律背反”。這正是導演陳力的高明之處。片中老百姓“不憂生死，而憂國衰”和領袖一起共克時艱的純樸舉動，都是為片尾張二廷的肺腑之言“取消集體食堂”蓄勢。當片尾炊煙裊裊的場景出現時，一種“人民創造和推動歷史”的唯物史觀就成了審美時不自覺的賁張，實現了將歷史意識“在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創作主張。
另外，《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所蘊含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值得我們牢牢記取。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寶貴的思想路線。《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從總體上是對這種思想路線和實踐觀的藝術表達。影片不迴避左傾政策失誤的矛盾，但認識到問題的關鍵是解決矛盾。周恩來在河北的調查研究只是中央領導進行調查研究的一個縮影。當時毛澤東在上海鄉下、朱德在河南鄉下、劉少奇在湖南老家、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陳雲在江蘇青浦縣，等等，都在開展調查研究。據史料可查，在影片故事的時間節點上，1961年毛澤東著有《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劉少奇著有《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周恩來著有《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等。可以說，沒有這一次的調查研究，科學的決策就會更晚出台，三年困難時期也許還要延續更長時間。影片中周恩來總是虛心地向民眾學習，在民眾中吸取智慧，徵求民眾意見，激發民眾活力。他學栽地瓜秧，願為張二廷撫養孩子，在調查研究中對攝影記者說“你這個照相機咔嚓咔嚓，嚇著人家”，等等，這些細節可以說為當下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優良作風的典型範本。當周恩來用公社喇叭果斷地宣布“毛主席說，辦不辦集體食堂，伯延人民自己說了算”時，“一切從實際出發”催生的雄才大略得以生動展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實現了高度的融合，作品也完成了對“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思想表達和作為藝術作品的主題表現。相信看到此處，廣大觀眾會由衷地擁護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黨的思想路線，廣大幹部也能夠反求諸己，完成一次思想的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