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民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簡稱為黨的“三大作風”。這是毛澤東在1945年4月24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來的。它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在黨風上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一整套優良作風的高度概括，是我們黨區別於任何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緊密地聯繫人民民眾在一起，既是我們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體現，又是唯物史觀關於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基本原理的反映;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及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里程中,我們黨正是充分發揚黨的三大作風，才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大作風產生的背景
(一)歷史背景
總觀我國歷史，歷朝歷代的興亡、更替，其興起時都是勵精圖治、生氣勃勃，其敗亡的時候都是由於驕奢淫逸、腐敗糜爛。其根本原因是與執政者的形象、與人心向背緊密相連的，昭示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最典型的比如明末李白成領導的農民起義，開始時形象不錯，很得人心，可執政以後，位子還沒作穩，就內部互相爭鬥，形象整壞了，失去了人民支持，被趕出京城。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定都天京後，由於權利之爭而在領導層產生內訌，由於洪秀全沉於享樂、荒於政事，生活極度奢侈腐敗，再加之對民眾非人化的社會管理導致民心喪失，生產受到破壞，物質極度匱乏，糧荒日益嚴重,最終“天朝”覆滅。又如20世紀最後XX年，蘇共、東歐各國共產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南斯拉夫社會黨，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失去了政權。由於侵略阿富汗的數年戰爭，使蘇聯耗盡了國庫，人民生活極度困苦。1990年蘇聯1200種主要消費品中有1150種短缺，甚至出現了十年未遇的麵包、香菸和火柴嚴重短缺的現象;1989年羅馬尼亞的肉比1980年下降51%、鮮奶下降了61%、奶製品下降40%。蘇聯解體後，一位外國記者問一名普通民眾：“黨和國家就這樣跨了，你們就沒有一點同情心嗎?”，民眾面無表情的說;“早就該跨了，這個黨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
只有飢餓和貧困”。齊奧塞斯庫夫婦在逃亡的路上問一名工人：“你們為什麼要推翻我們?”工人回答：“因為一沒有麵包，二沒有暖氣。”黨內的腐敗，老百姓早已深惡痛絕，在加上他們忘記了民眾，輕視民眾的利益，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破壞了黨的形象，敗壞了黨的名聲，損壞了黨的威信。其垮台的根本原因就是黨風出了嚴重問題，失去了人心。
我們黨歷代領導人都十分重視黨的作風建設，出現了許多發揚三大作風成功的範例：
1921年在黨成立後的一段時間裡，由於黨沒有經驗，和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理論脫離實際，盲目地照搬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使黨的事業遭受了重大損失，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由於處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在開始時以進攻城市為主，加之缺乏作戰經驗等原因，也是典型的脫離實際的一次起義，遭受了挫折。但這次起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的旗幟，建立了工農革命軍，在起義受挫後，毛澤東很快糾正錯誤，密切聯繫了實際，及時改變原來攻打長沙的計畫，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革命根據進發，為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以後逐步地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 的正確道路。 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次沉重打擊。它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繫中國工人階級，同敵人搏鬥的堅強意志和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它為紅軍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廣州起義的失敗實際情況是：客觀上是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敵人的強大，主觀原因是在起義後，沒有自覺地、主動迅速地向農村發展，與海豐、陸豐農民運動相結合，建立農村根據地，開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游擊戰爭，以及起義準備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敗再次證明這樣的一個實際情況：在帝國主義援助下的xx勢力，控制了全國政權，掌握了強大的反動武裝並占據中心城市的情況下，要通過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xx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才有可能積蓄力量，最後奪取革命的勝利。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部隊在井岡山周圍各縣開展游擊活動，打擊反動地方武裝， 深入發動民眾，重建地方黨組織，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和民眾武裝。在總結茶陵戰鬥經驗時，毛澤東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三大任務是：
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民眾工作，幫助民眾建立革命政權。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在遂川，毛澤東對部隊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袁文才、王佐領導的兩支地方武裝，經過團結改造，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2團。毛澤東點燃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創了在革命轉入低潮的形勢下，密切聯繫廣大農村群，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裝奪取政權的新局面，為中國革命照亮了勝利前進的航程。
王明路線的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錯誤領導，造成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 長征初期紅軍的重大損失，引起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同志和廣大指戰員的懷疑與不滿，一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開始覺悟，轉變了立場，為挽救革命戰爭的危局，迫切要求結束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的統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和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的統治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變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使我們黨從新回到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民眾的作風上來，這次會議是我黨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典型成功事例。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 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蹟。其間，我黨與張國燾陰謀分裂中央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的實力大大增強，又有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局勢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而紅一方面軍只有3萬多人，張國燾自恃掌握的兵力多，個人野心大大膨脹起來。兩河口會議後，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口頭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但仍暗中醞釀南下四川、西康。8 月初的夏洮戰役計畫後，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右路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率領下，從 8月21日開始過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然而，張國燾卻提出種種藉口，不願北上，並要右路軍南下。9月9日，他背著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以武力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了貫徹北上方針，並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人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1、紅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當時紅四方面軍有的幹部不明真相，主張武力阻攔。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堅決制止了這種行動，維護了紅軍的團結。9 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並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
1945年4月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同志在大會的報告中，總結二十四年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第一次提出了黨的三大作風的理論，即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民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三大作風的提出，為加強黨的建設，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為迅速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及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同樣三大作風。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全黨從中央到地方發揚黨的三大作風，克服了各種困難，戰勝了國內外強大的敵人，使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1956年就建立起來。但是，在後來由於我們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照搬馬列主義的個別結論 ，丟掉了黨的三大作風，走了彎路，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特別是在“文革”十年動亂期間，先後出現了林彪和“四人幫”兩個xx集團，以及“左傾”錯誤在黨內占主導地位，理論完全脫離了實際，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的黨的思想路線，使黨的三大作風又得到恢復和發揚，全黨全國人民在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下，團結一致，促進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迅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黨的作風建設是奪取革命和建設的法寶，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是我們搞好一切工作的前途和基礎。
(二)民眾背景
現在有些部門辦事情門檻高、架子大，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為民眾辦事一慢、二推、三僵、四苛、五卡、六虛，缺乏服務意識、敬業精神和民眾觀念，對民眾無感情，對上級不負責，這樣的黨員幹部不僅損害了黨的形象，更損害了黨同人民民眾的關係。一些同志忘記或淡漠了黨的三大作風，沒有很好地學習黨的三大作風，致使偏離以至違反三大作風的現象還相當嚴重。有的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同當地的實際情況很好地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加以貫徹執行，而是照抄照轉，敷衍了事，搞形式主義，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做工作、辦事情，作風武斷，方法簡單，不是按客觀規律辦事。有的官僚主義嚴重，很少到民眾中去，即使去了，也是走馬觀花，很少了解民眾心裡真正想些什麼，有什麼要求和困難，不知如何為民眾辦實事，解決實際問題。有的不是發揚自我批評的作風，而是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做表面文章，或者搞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凡此種種，都是嚴重違反黨的三大作風的，只會嚴重損害黨的形象，使黨脫離人民民眾。所以，大力發揚三大作風就是要解決民眾所急、所需、所盼、所怨，樹好形象，始終保持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
(三)黨性背景
在思想建設方面，一部分黨員幹部思想不解放，改革開放意識不強，事業心差，存在著“軟、懶、散”的問題;在組織建設方面，貫徹民主集中制時民主不夠和集中不夠的問題並存，一些基層黨組織難以發揮戰鬥堡壘的作用;在作風方面，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們從入黨的那一天起，就明確了自己的思想與追求，牢記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就注定了自己要為黨和人民民眾的利益去奮鬥終生。對於這個職責,有些人記得清楚，有些人卻記不清楚，有些人則根本背叛了它。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就記得清楚，成克傑、陳希同、胡長青、程維高、李真等就根本背叛了共產黨人的職責。當然，人民民眾看黨的形象不是看幾個典型，也不可能天天接觸到中央、省市級幹部，而接觸最廣泛的還是天天同民眾打交道的基層黨員幹部。所以，廣大基層黨員幹部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黨的形象，代表了幹部形象，尤其是在視窗部門、權力部門工作的機關幹部。因此，三大作風不是空的，不是哪一級組織、哪幾個人的事，而是全體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優勢，就是和人民民眾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最大危險就是脫離民眾。越是執政時間長了，越要注重三大作風建設，越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注意拒腐防變。執政黨如果不注重作風建設，聽任不正之風侵蝕黨的肌體，損害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就會失去民心，甚至喪失政權。
應該說，黨內出現的不正之風並不是共產黨人本身所固有的，恰恰相反，它是與共產黨人的黨性水火不相容的。不正之風的抬頭也有它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講。共產黨員不是苦行僧，也需要吃、穿、住、用。這裡就有一個合理限度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同樣都是共產黨員，處在相同的條件下，有的同志能夠保持優良作風，而有的同志卻沾染了不正之風，關鍵還是自身有沒有抵抗力的問題。另外，思想認識模糊也會助長不正之風。不正之風是由於思想覺悟不高造成的。從客觀上講，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國外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也影響到國內，隨著國際交往活動的增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會受到商品交換原則的影響。
現實意義
(一)是我黨取得歷次勝利的根本保證
我們黨總是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更加突出地強調和抓緊作風建設，為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著名的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提出“三大作風”，為奪取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保證。七屆二中全會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為我們勝利地奪取全國政權和迅速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經受住執掌新中國政權的初步考驗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保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在新世紀之初，正當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黨再一次提出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這對於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勝利地完成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完成新世紀的三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樣將會起到重要的保證作用。
(二)是我黨應對新形勢的重要法寶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發展階段，黨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其表現有：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曲折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國內環境中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黨的隊伍發生重大變化，新黨員大量增加，幹部隊伍新老交替不斷進行，一大批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這些深刻變化給我們黨的作風建設既帶來機遇，也帶來嚴重的挑戰。
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們黨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即：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要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不懈的發揚黨的三大作風，不斷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這樣才能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針對黨的作風方面存在各種不正之風,xx屆六中全會明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工作重點，是集中解決黨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幹部生活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提出了“八個堅持 八個反對”的明確觀點。這對我們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進一步搞好地方黨風廉政建設提供了明確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