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路是中國的致富之路，也是中國的強國之道，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心得體會範文，供大家學習和參閱。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心得體會
改革開放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
40年前的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打開了塵封幾十年的國門，做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40年，是我們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心同德、銳意進取，進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創造性活動的40年;是波瀾壯闊、激情澎湃、創意萬千、日新月異的40年;是給中國帶來歷史性巨變、令世界為之驚嘆的40年;是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民族復興光明前景的40年。
改革是有目標和方向的。符合中國實際的，能夠解決中國發展問題，能保障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就是我們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判定的基本標準就是鄧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一切都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句話，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就能保障中國長期發展、長期穩定。
中國經過短短几十年的發展，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中國社會實現了由封閉、貧窮、落後和缺乏生機到開放、富強、文明和充滿活力的歷史巨變。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進一步提高;民生得到顯著改善，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市場供求關係實現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積極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打破單一公有制經濟格局，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深刻變化;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利用外資成效顯著;科技教育快速發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成效顯著;主人翁意識顯著增強;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顯提高，社會整體文明程度大幅提升;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鎖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40年來，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展開，逐步深化。對外開放的大門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循序打開，全方位推進。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活躍和興旺起來，使社會主義制度在除弊創新中不斷完善和發展，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改革是中國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的偉大歷史性創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大膽探索等等，構成了我們的改革精神、時代精神，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於我們的營養，創造性地推動中國的發展。40年來，我們在世界這個汪洋大海中，沿著中國航線，駕駛著我們這艘不斷成長的“中國號”巨艦，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40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是黨和人民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
關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心得體會
20xx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四十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多個前所未有的奇蹟：最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最大規模和高速的工業化、持續時間最久的高增長、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的完全和平崛起。
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傳統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復興，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絕非單一原因所能解釋和涵蓋。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和改革開放時面臨的時代因素，更有特定時期歷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甚至還要如同當年的美國崛起一樣，要有一點運氣。
基因性因素
中國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勞。二是高儲蓄率。三是崇尚實用理性、選賢任能帶來一個務實的高質量官僚體系。四是獨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於地理和氣候條件，中國形成了典型的農業文明。這決定了民眾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維持溫飽。由於靠天吃飯和自然災害頻繁，也令舉國上下養成了節儉和高儲蓄的傳統。同時由於長期的國家統一過程(春秋戰國)和超大規模導致的治理難度，使得實用理性、賢能政治成為中國的傳統。這一方面體現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上，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了高質量、實事求是的官僚體系。
也正是由於這個歷史和地理條件，使得中國政治成為各大文明的例外。這包括民本、無宗教的世俗社會、政治權力為單一中心。同時代的文明要么是希臘的民主，要么是忽視民眾利益的“君權神授”和“朕即國家”，要么是宗教、貴族和政治權力三個中心博弈。
事實上，中國的文明基因並不僅限於這幾個方面，比如“必須不斷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國文明之初就已經產生。三千年前，《詩經·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上四個最重要的基因性條件在中國進入工業化時期發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中國有著龐大受過基礎教育的勤勞勞動力，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中國工業化提供巨額的資本以及抗擊各種危機的能力，而高質量、務實的官僚體系則令中國能夠與時俱進迅速適應工業化、全球化和資訊時代的挑戰。中國獨特的政治傳統，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資本對國家的控制與影響，二是可以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進行艱難和必要的改革。這兩點，西方至今都沒有解決。
歷史性因素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再度恢復統一和主權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過去不同的是，這種有效管理直達過去皇權時期鞭長莫及的鄉村基層。這應該歸功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指導思想，建立了組織性、紀律性嚴密的列寧主義政黨。它對中國的特殊意義在於成功改變了中國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會的高度組織性，使得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行動能力。
二是國家主導下的全方位建設。工業上，以壓制農業為條件的強制性工業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到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軍事上成為核國家，確保了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農業上，遍布全國的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中國今天95%以上的水壩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設的;教育上，通過大規模掃盲，令識字率上升到90%，從而為改革開放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滿足需要的勞動力。除此之外，實行土地國有和集體化，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能夠順利推行創造了條件。
三是治國的經驗教訓和意外後果。
這包括對計畫經濟的清醒認識、“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兩次對地方經濟放權、文革災難反促成了改革的高度共識。
中國傳統上是單一制國家，但在前三十年卻有中央和地方的兩次分權。從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從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占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從29%上升到55%。大躍進失敗後，又開始收權。文革期間，中央權威受到極大損害，社會失序造成事實上的權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經擁有相當大的經濟管理許可權，建立了各自比較獨立的經濟管理體系。這些都為改革後的放權創造了條件、積累了經驗。
中國擺脫計畫經濟之所以比前蘇聯東歐、印度更早更快更成功(印度九十年代才開始放棄計畫經濟)，很重要的歷史性原因即在此。
時代因素
改革開放啟動時的時代條件則包括：一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西方開始在全球進行產業和資本的轉移。當時西方對新市場的渴望難以言述。1978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建國後向西方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在與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見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建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一些州長(不是總理)表示可以提供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貸款給中國。放到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簡直不可思議。假如今天再有國家要搞改革開放，就難有中國當時的條件。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心得體會範文
今年剛好是改革開放40年，細細想來，我們對40年發展軌跡的體會還真像孔子感悟自己一樣，有年屆40而不惑之感。四十度寒暑，神州巨變，特別是xx大以來，許多變化是天翻地覆的、歷史性的。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 1978年11月24日夜，冥冥之中，在體現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在安徽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村民嚴立華家殘破的茅屋裡擠滿了18位農民，他們以斷腕、“託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鮮紅的手印，實行 “大包乾”。這一“按”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也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 40年來，在經濟上，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政治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國際上都充分體現出優越性並已成為不少地區和國家的發展共識;在文化上，隨著全世界500多所孔子學院、1000多箇中國小孔子課堂的設立，本著文以化人、文以載道，我們的文化理念已走出國門，文化之花已開遍世界。所以，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堅信“文化自信”;在社會發展上，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繁榮、穩定、和諧;在國際上，中國贏得了作為經濟大國和政治大國應有的國際地位、國際尊重和國格尊嚴……
在“改革開放”的不惑之年，我們還應該看到，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格局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單邊主義、單極世界正在逐步被否定和打破，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既是普遍共識更是強烈願望，這是人類發展到當今這個歷史階段的趨勢和必然選擇。從本質上講，廣泛而穩定的趨勢也可以說是規律，既是規律我們就必須遵從而不能違背甚至踐踏，否則就會受到規律的懲罰，就會“失道寡助”，就會“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不勝枚舉。如，近日特朗普關於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一句公開聲明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即使特朗普和美國政府以各種方式進行威逼利誘，但在聯合國大會上仍遭到128個成員國的反對;殷紂王雖採用“炮烙之刑”，但仍致“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 滿清王朝入關初期即使實行“剃髮令”這樣“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的高壓政策，但 “反清復明”的事件仍然不斷發生…… “以人為本”、“民惟邦本”、“止戈為武”、“協和萬邦”、“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體現了“和為貴”的精神，是中國寶貴的文化思想，是治國理政中東方智慧的結晶，更是續朝代、治春秋之至理。秉持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理念，我們才能培育和營造優良的社會發展生態環境，一切發展才能得到廣泛的參與和支持，一切發展才能健康持續、才能基礎牢固、才能走得更遠。這就是中國成功的經驗。
這40年，我們經歷了太多的風風雨雨，見識和踏過了1998亞洲金融風暴、20xx年全球金融危機等驚濤駭浪，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我們也算是如孔子所說“博學之”了。總結過去，我們發現改革與開放、創新與發展就是我們40年建設發展歷程中的金鑰匙，就是繪就我們40年璀璨奪目畫卷的神來之筆。 面對未來，在“慎思之、明辨之”之後，我們定要“咬定青山不放鬆”，為最終讓祖國巍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讓中華民族雄居、鶴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篤行之”。 作為招投標行業中的一員，回顧我國招投標事業，其也經歷了近40年的發展，也可以說快到“不惑之年”了，我們對招投標行業中的許多是是非非，也應該“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近40年來，招投標領域取得的成就應該是巨大的，但問題和弊端與其取得的成就同樣鮮明。如不少主要參與方表現出“野蠻人”的許多行徑，掠奪式的、不和諧的發展方式普遍存在。但一個行業、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社會要健康持續發展，和諧、和平發展才是正道和根本之策。 在祖國的崛起、強盛中，我們每一個招投標人應該反思點什麼呢?應該吸取點什麼經驗呢?那就是聽黨的話、回響黨的號召，真正融入到祖國的發展中去，與祖國一起同發展、共繁榮!我們每一個招投標人應該為這個行業的發展壯大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積極為招投標事業發展40年獻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