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問題是這幾年社會廣泛關注的老問題，在今年兩會前夕，在一項兩會十大熱點問題的網上調查中，收入分配問題高居第二位。回顧近年的兩會調查，收入分配的關注度一直位居前五位，2011年個人收入排在第四位，與收入分配相關的貧富差距排在第五位。可以說，關於收入分配問題的關注度呈現出年年上升的趨勢。
錢袋子問題，是經濟的問題，更是民生的問題。最近這一項針對北上廣三座城市居民的收入現狀調查就顯示了，第一收入群體的收入上升比例不足30%，而高收入群體中這一比例則接近60%，居民財富的積累呈現出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分化趨勢，這一效益也被西方經濟學稱為“馬太效應”。我國政府對於推進分配製度改革工作，已經開展了不短的時間，為什麼居民的收入增長仍然呈現出“馬太效應”的端倪呢？
我想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因為此前的很多年，從美國到中國，貨幣發行量都太大，在這樣的一個資本時代，通常越有資金的人，通過一些虛擬的經濟可以得到更大的收入。而你從事實體經濟，尤其是一般的工作者，在企業裡面收入相對增長是非常慢的，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多貨幣的環境下，總體來說不利於實體企業裡面工人薪酬的增長，也因此擴大了收入差距。
第二個原因是城鄉之間、各個行業之間，在行業內部不同的就業群體之間，他們的收入差距擴大得越來越大。比如說金融行業跟一般的製造企業之間，或者是在石油行業領域裡，沒有正式編制的工人跟那些有編制的，然後是比較輕鬆的管理人員之間，收入差距會非常大，這就牽扯到收入不公平的問題。
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要快於居民的增長，也會導致這方面的結果。
還有一個觀點，是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宗慶後提出的，認為我國當前整體的稅費水平過高，稅種過多，企業不堪重負，同時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了目前企業員工的收入難以提高。
我們國家的稅務部門計算方法可能跟一些其他的研究機構不太一樣，但是總體而言，稅費水平是比較高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兩個辦法來取決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說結構性減稅，所謂結構性減稅，就是給實體企業，比如說那些小微企業進行一個稅費的清理，給他們減稅。
還有一個是對於中低收入階層進行減稅，來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這兩個方面是結構性減稅的重點。
給企業減稅，從經濟上來說，有一個比較直接的效益。由於經濟學理論認為，減稅之後會使經濟上升，企業盈利水準提高，並可以僱傭更多的工人，而且可以支付給工人更多的工資，這樣就通過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就業不足和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這是一種比較主流的理念。從這方面來說，由於我們大部分的就業都是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來解決的，所以是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就業問題，也可以通過就業來解決收入不公平的問題。
另一方面的減稅是直截了當的，其實是二次分配方面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現在財產性收入，擁有十套房子，你在市場上賣掉八套之後，你事實上可以獲得非常大的財產性收入。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徵收資本利得稅。比如你擁有一些原始股，甚至沒有花成本就在證券市場獲得了幾千萬的收入，對於這部分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稅收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