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和突出的現象了。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強調指出，教授兩年未給本科生授課，其“教授”稱號將被取消。教授不上課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不能上課、不必上課和不願上課。
所謂“不能上課”，就是指教授、特別是學科帶頭人，或因擔任科技攻關重任、或因跑課題和申請科研經費，或因帶研究生較多，或因社會兼職不少、社會活動頻繁，而分身乏術，無暇他顧。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就認為，我國目前的研究經費申請，評審太複雜，過程太瑣碎，因此耗費了教授們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再如教授帶研究生的問題，某些學校每名博導平均要帶上七、八名研究生。
連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都難以保證，更不可能給本科生上課了。至於教授，特別是名教授因社會兼職過多，而在精力上應付不過來，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羨林為例，其實“職”虛“銜”，加起來多達200多個。他面對“開會專業戶”的困境，不得不找“竅門”。開會期間，除跟著別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時間來思考學術問題(季羨林逾90高齡，已經不屬必須上課之列)。另外，說到大學校長，無一例外都在“雙肩挑”：一肩挑學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學。事實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擠壓了他們科研和教學的時間。
所謂“不必上課”，就是“教授”的職稱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課時任務”的約束了。退一步說，即使有些學校對教授仍有課時要求，但是科研時間可以折算成課時的規定，又讓這一要求落空。
所謂“不願上課”，有觀念影響和利益驅動兩重因素。觀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輕教學。在一些學校流傳著這樣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學。於是，有的教授擔心被人視為“二、三流”教授而不願上課。利益驅動方面，如做課題與上課的收入就存在明顯差距。上海交大校長謝繩武在有關會議上說過，一般從事教學的教授的年薪為七萬元左右，而有科研項目的教授年收入可達50萬到60萬元。兩相比較，有些人就會爭著上科研項目，而不願搞教學。再如校內上課與校外上課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
教授在本校給本科生上課，是其本職工作，大都只有一點課時補貼。而到外面“走穴”，卻可憑十分豐厚的“開口費”而致富。如應邀去某大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培訓班講課，或者去考研培訓班面授應考“機宜”，出馬一次的收入，相當於本人月工資的幾倍或十幾倍。因此，不少學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內上課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學管理人員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關規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課的勢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對策”表現在“逃課”、“代課”、“混課”幾個方面。課表上已有安排，到時無人上課，這稱為“逃課”;課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課，進課堂的卻是某教授的研究生，這稱為“代課”;不備課就進課堂，東拉西扯，這稱為“混課”。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飛來飛去。常常是從機場出來，就直奔課堂。“有些任課‘名師’一上課就說‘我剛下飛機’，然後就開始談他這次出去的所見所聞，或者隨便翻翻他電腦中的材料，一節課很快過去了”(顧爽：《有一種‘名師授課》，見8月30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