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以來，“法治”成為各界關注的主題詞，構建“法治中國”成為改革的下一個發力點。10月28日晚，《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得到了正式公布。這個“升級版”的依法治國綱領，不僅確立了中國法治建設新的戰略方向，而且也包含了很多具體可操作的決策。
依法治國是中國國家治理理論的創新，是幾十年來對國家治理方式進行的曲折探索所最終得出的正確結論。1997年，“依法治國”被明確寫入xx大報告;1999年“依法治國”正式寫入了憲法;XX年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更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國長期探索所獲得的一個基本經驗是，國家治理不能只依賴領導人的個人權威，不能只依賴一時的政策，而必須依賴依據嚴格的程式制定的、反映了公眾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具有普遍約束性的法律;不如此，就不足以構建起現代的國家治理秩序。在需要建設的法治社會中，政府的權力要受到限制，正如xx指出的，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同時，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要得到憲法與法律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法治建設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化建設。
而且，法治不僅意味著所有社會各方，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公民等都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則辦事，遵守法律所確立的程式，嚴守法律規定的行為邊界，不侵犯他人的權利;法治同時也意味著，法律應該成為一個符合社會正義觀的內部有序、自洽的體系，意味著應該通過“良法”來實現“善治”。不過，法律是一個實踐性的事物，中國社會又處在變化非常迅速的轉型期，法律體系本身也在經歷著劇烈的調整。為此，就需要在法律體系內部構建一種自洽的調整機制，確保法律是“良法”。而要判斷法律法規是否合理，是否“良法”，唯一的依據只能是所有法律的基礎和根本大法——憲法。以憲法這個更高的法律來統合整個法律體系，讓違反憲法的法律法規可以依據法定程式而得到規範和清理，“良法”和“善治”才會實現。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這次的《決定》強調要“堅決維護憲法法律的權威”，要求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式機制，就具有非常大的意義。根據我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力也有責任監督各種法律、法規、規章、檔案是不是符合憲法，這才能保證法律體系內部的統一性。改革的目標把憲法監督制度實質化，就是要讓憲法不再只是高高在上，乃至被束之高閣、被人遺忘，而是要讓憲法發揮出威力，細化憲法監督機制;未來可以考慮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以及具體的憲法監督程式，明確哪些主體可以通過什麼方式，參與到憲法監督中來。
“良法”的另一個保障是科學合理的立法程式。《決定》要求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完善法律草案表決程式，對重要條款可以單獨表決。這都有利於改變“部門立法”的現狀，減少既得利益對法律制定過程的影響，從最初的源頭上就確保法律的公正性、有效性。
深入推進司法改革是進一步走向法治的重要抓手。當前司法改革正在進入關鍵期，順應社會各界的呼聲，司法系統的獨立性必須提升，必須在各種主體之間建立起相互監督與制衡的關係。《決定》要求建立法官、檢察官逐級遴選制度，構建起包括律師在內的專業有公信力的法律人職業群體，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有案必立、有訴必理，讓老百姓打官司變得更容易。通過這些方面的司法改革，可以讓民眾樹立起對法律、對司法機關的信任，讓“權大於法”既不再是現實，也不再是人們的意識，從而發揮法律對於緩和、疏導社會矛盾的獨特效果。
中國是個有著幾千年“人治”傳統的國家，一直以來存在著“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現象，政治人物“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現在中央強調法治，就是要走出這種“治亂循環”的歷史怪圈，以客觀存在具有內在穩定性、不以特定人物意志為轉移的法律秩序，為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石。當然正如《決定》所指出的，應該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結合，不能陷入法律虛無主義的陷阱，也不能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陷阱。依法治國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容忍“禮崩樂壞”、道德淪喪的狀況，因為“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須強調對於官員的道德約束，也培育起民眾的公德精神，實現法律與道德的統一，讓法律為道德建立底線。通過依法治國，重現中國“禮儀之邦”的傳統，實現文化復興。
當然，法治與市場經濟的關係也密不可分。法治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基礎性的制度，提供了發展市場經濟所必不可少的明晰規則;法治約束具有不可預測性的絕對權力，限制權力的放恣，從而提供確定性的預期。法治的實質是遵照確立的規則來治理，這是基於信任、信用的成熟、可持續的市場經濟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法治建設必將為經濟建設提供內生動力。
中國的依法治國戰略既是基於現實需要，又反映未來國家發展願景，應當通過依法治國的方式，進一步構建起現代國家的治理方式與體系。公民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的不斷提升，是實現依法治國所必需的，在此基礎上，要讓法治長期化、穩定化，讓社會各方都形成規則思維和規則意識，讓法治成為一種內在的、自發的、可以長久維繫的“制度”，讓從政府到公民的各方主體都極為自覺地一切依法行事、依法解決糾紛。就如孟子所說的“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讓守法成為習慣，讓法律成為信仰，讓中國社會走出治亂循環怪圈，實現歷史性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