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下，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專指一種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民主”的國家，就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度，以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用廣大民眾意見削減政府中央集權。
其實，“民主”如果僅僅被理解為是屬於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的，那就大大削減了這個詞里包涵的哲學思考和濟世情懷。因為制度和手段都存有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局限性，制度，從來不是凝固成型一成不變的，手段，也只是眾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種。然而曾經站在中國歷史文化高峰上進行頂層設計的那些學者們，他們所談的“民主”，是一種超越了一時一地限制、超越了技術層面視角的歷史大觀念，“民主”被他們傳達出的哲學意味與濟世關懷，具有著永恆意義和普世價值，因不受時代制度變遷所限而經典。
(一)以民為主
“民主”在中國文化中，首先有“以民為主”的含義。《尚書》中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人民才是邦國的根本，人民是國家的首要。《尚書》作為上古文獻，早早就提出了治國要“以民為主”的思想。甚至，這部被歷代治國者奉為“政治課本”的古書，它十分嚴厲地訓誡統治者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這其實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說“民”就是“天”，那么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將自己稱為“天子”，從文化本意上講，那應該是人民之子的意思，他要替天行道、要奉天行事，就是要奉從人民的意志、滿足人民的需求。天子，不僅不能為所欲為，反而應當比人民更辛苦。
以民為主、民比天大，這樣的思想使得最高統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願望就是他的願望，他只是帶往民眾駛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無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顯和順從人民的意願。所以《周易》里論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說“群龍無首，吉”，當社會領袖已經化入尋常道之中，不再看見它高高在上的身影時，便是吉利之相。再聯繫前面《尚書》中所講的，那就是天子之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民眾眼耳鼻舌身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突顯個人權威的獨立存在。而《老子》也說“太上，不知有之”，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世代，是人民只模糊感覺到統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雖超乎於民卻順乎於民，不與人民產生明顯的距離;老子又稱，這樣的統治者，他為百姓謀福利成功了，人民卻感覺這本就是他們自己順其自然的狀態，本就是生活該有的樣子。
這難道不是一種最大程度的“以民為主”?統治者作為效勞於民的一個掌舵者，卻早已無限虛化了自己的聲音與功績，在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書》《周易》《老子》出現稍早，《孟子》晚出，孟子目睹了當時社會變得塵囂甚上，卻更加明確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認為，連國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貴重，全都在民眾身上。由此可見，無論統治上層如何興衰往來、無論社會制度如何更改變幻，那貴重不變的，始終是人民大眾。
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變遷都是歲月洗禮中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過客，唯有人民百姓才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中都永世不變的主人。
所以，中國文化里的聖賢，是為這亘古不變的人民而思考命運的。他們與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務對象是當權者，聖賢的關懷對象是為民者。他們的思考結果，不是僅為時政出謀劃策，而是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因此，才體現著最本質的人文關懷，才沉澱為歲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二)為民做主
“民主”在國學里的第二層含義，是“為民做主”，這個概念是對於治國者、對於國家政府而言的。除了一些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所有形態的國家都必然要形成統治部門，來代表人民實現對國家的治理，無論這個統治階層，是由世襲擔當，還是由選舉產生。所以，人們就要求國家統治者為民做主。
在中國文化里“民主”一詞最早的出處，是《尚書》里的“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於成湯”，意思是說，上天在尋求民之主，於是就出現了明君成湯。這裡說的“民主”，是指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國家統治者。那么什麼樣的人才配為人民之主呢?《尚書》里又說“皇天無親，惟徳是輔”，上天沒有偏私親近之人，只輔助賢德之君成事。既然要求君有德，那么君之德就在於能為民做主，所以《荀子》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上天生育了人民，並非為了君主，相反，上天設立了君主，卻是為了人民。
古人說的上天，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指代，以這種冥冥天意，來指代政權興衰的客觀規律、指代民眾意願的結果導向。所以統治者的上位、在位，是這些無形力量在起作用，統治者的飄搖、下台，也是這些綜合力量在發生作用。而這冥冥中的廣大力量，就來自民意。所以《荀子》里講：“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也是後來唐代名臣魏徵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人民的信任交託，托起了統治者的權力;又是人民的信任顛覆，覆滅了統治者的權位。
這種“為民做主”的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中國古代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第五任皇帝雍正，還特地在他處理政務的養心殿西暖閣里手書一副對聯，寫道：“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不能用整個天下來供奉國君，要以國君之畢生來治理天下。這句話，也是《史記》中記載堯帝之言的推衍，“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不能損害天下人而只利於一個人。可見，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從堯舜時代的開啟，到清王朝的收端，“為民做主”的思想作為國家政府的君德要求而貫穿了始終。
雖然在體制層面上，中國古代社會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制，但是在思想層面，它是中國文化里早已探討過的社會話題和堅持始終的政治概念。
從文化學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以民為主、為民做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不陌生，它從哲學規律上俯瞰歷史興亡，從民本思想上制約君民關係。
(三)由民做主
“民主”的第三層含義，也是在今天和未來更顯出重要性的含義，就是由人民當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國家的主人。
一方面，從社會制度上講，這是民主制度的體現，人民並不是被國家統治的對象，而是統治國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任而管理國家，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國家權力來源於全體人民。我們國家實行的是源於俄國、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既防止政府的專權獨斷，又克服政策的疲軟無力。
而另一方面，從公民意識和個人素養上來講，由民做主、民為主人，就要求我們每一個公民都要具有主人翁意識。我們常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的原型出自清代思想家顧炎武的話，他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匹夫，是泛指平民百姓，每個公民的言行舉止，都關係著天下興亡的走向。
當我們想要享受“由民做主”的權利時，就要盡到“民為主人”的義務，而義務，是沉重的。宋代范仲淹盡到了他的義務，於是他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果不是出於任重道遠的主人公意識，他何苦要樂少而憂多、常以天下為己任?明代的于謙盡到了他的義務，他說“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如果不是出於力能扛鼎的主人公精神，他何苦要冒粉骨碎身之險、挺身而出沖在國難關頭?清代的林則徐盡到了他的義務，他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如果不是出於力挽狂瀾的主人翁意識，他何苦要不顧禍福、生死以報家國?
所以，要成為國家的主人，就要有作為主人的擔當。所謂“鐵肩擔道義”，每個民眾肩上都擔負著自己對於國家社會的一份意義，雖然在影響力上有大小之分，但是積少成多，擔出了一個鐵打的國家。對於我們每一個公民來講，道義不需宏大，只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擔負一份正義、傳遞正能量，承擔一份責任、不忘社會公心，就是我們在當下的一份“鐵肩擔道義”，就是我們為國家興盛而盡己之責的一份主人翁意識。
而今天我們還要注意：“由民做主”的民，是廣大民眾，“民為主人”的民，是人民百姓。當我們高喊“民主”的時候，是要把大眾利益作為服務對象的，而不是把利己主義就認作是廉價的民主。只以自我利益為根本，而不顧家國社會的廣大利益，那只是一種泛濫自由主義，是一種不盡義務、只享權利的自私自利的代名詞。
所以，當中國文化里說起“民主”的時候，所指的，並非是為社會制定出一種沒有溫度的操作方法，而是投注給人間一種憂國憂民、兼濟天下的情懷。“以民為主”體現社會的責任，“為民做主”要求政府的責任，“由民做主”需要民眾的責任，民主國家的構建，人人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