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衛兵
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社會，專制制度不僅嚴重阻礙了文明大國的前進步伐，導致整個社會的封閉、停滯，使中國大大落後於西方世界，而且嚴重地剝奪了民眾的自主權利，造成只有封建統治者發號施令而廣大人民則“萬馬齊喑”的局面。鄒容在《革命軍》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而康有為也認為在那樣的制度下，“君之專制其國，魚肉其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康有為：《大同書》），是只有“臣民”，而沒有“人民”的社會。所以，辛亥革命前後的幾十年間，中國思想界一直奔涌著一股滾滾的歷史潮流，那就是人民覺醒的潮流。
覺悟到專制主義壓迫的人們深刻地認識到：“故夫中國群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於奴隸盜賊使然也；其居於奴隸盜賊，由霸者私天下為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梁啓超：《新民說》）他們向維護這種制度的“三綱”發起攻擊，宣布“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統統是偽道德，是“奴隸之木本水源”。而自由平等博愛，才是“根於心理的天然之道德”。如果說專制制度是用暴政強制扼殺人的本性，那么“三綱”則是以精神力量來否定人。辱莫大於心奴，這是覺醒者所不可容忍的。從譚嗣同“衝決羅網”的吶喊，到陳天華“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的檄文，再到秋瑾“家庭革命”、“女界革命”的倡言，他們把批判的投槍集中對準君主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的影響，為辛亥革命製造了輿論，也弘揚了一種在專制制度下從未有過的追求人權的精神。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看到了專制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列強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尖銳批評“昏昏沉沉而不之醒”的“奴隸根性”的精神狀態。他們宣稱：人，生來是自由平等的，無尊卑貴賤之分，皆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國家，是國民自己的，是為國民服務的機關，靠國民來監督和保衛。他們指出，奴隸主義在中國集中表現為沒有獨立自主的人格與合群、群治的公德，缺乏民主國家的觀念與權利、義務思想。“自秦滅六國，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務愚黔首以行專制，歷代因之，視國家為一人之產業，制度立法，多在防範人民，以保全此私產；而民生庶務，與一姓之存亡無關者，政府置而不問，人民亦無從監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國自為國，民自為民，國政庶事，儼分兩途。”（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他們認識到：“二千年來，政界沉沉，更無進化，內力苶弱，至為他族陵逼者，可綜合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個人之有自由獨立，二曰不知機關之性質。”不講獨立，惟有依賴，實則無一人之可依賴者，終不免一盤散沙；不懂得國家為何物，只知道忠於皇帝，侍奉主子，到頭來無一人視國事為己事，“國之興廢存亡若與己漠不相屬”，就必然落後挨打。19XX年，孫中山領導創辦的《民報》在創刊詞中公開提出：“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是三大主義皆基於民”。這樣，“人民最大”的理念終於書寫在了中國歷史上。而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革命實現了中國國家政權的新舊更替，南京臨時政府明確規定立國的基本原則是“國家之本，在於人民”。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辛亥革命的果實一度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篡奪了去，後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也沒有真正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更打斷了中國向民主共和國發展的道路。但是，中國人民始終沒有放棄追求人民民主的努力，因為那是中國社會的進步方向，是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今天，當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完成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制政治制度的任務，在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方向前進的時候，更感到辛亥革命給予我們的精神財富的意義。
“人是需要有一點精神的”，精神中最值得歌頌和弘揚的，是為了救國救民而“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精神。在辛亥革命前後波瀾壯闊的歷史洪流中，有多少愛國英雄競折腰！他們永遠值得後人紀念、崇敬和學習。
中國傳統文化有“輕生尚氣”的俠士之風，而在近代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社會發生巨大變遷之際，那種俠士之風終於升華為一種獻身祖國的時代責任感。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人們嚮往正義之實現，期待英雄或自己願意獻身成為拯救家國的英雄，決心以生命喚起更多的人們覺悟，其精神千古不墮。
維新志士譚嗣同在“戊戌政變”發生時本可逃脫，但他對勸其出走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遂成為戊戌喋血的“六君子”之一，他的“我自橫刀向天笑”絕命詩感召了無數後來者。19XX年，革命者禹志謨不幸被捕後受盡拷打，全身體無完膚，有人不忍他受此折磨，給他送進摻有毒藥的飯食，他表示：“謝謝大家的好意，但大丈夫當光明磊落，行刑法場，觀者看那情景，相互傳述，使國民知官府之殘酷，各勵其志，奮起鬥爭。這樣，我一人雖死，而後億萬人可全生。”臨刑前，他用已經被打折了的手指寫下“軀殼死耳，我志長存”的告同胞書，慷慨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