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烈士林覺民在參戰頭一天給妻子留下絕筆書道：“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他說自己十分留戀與妻兒的幸福生活，但因國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天下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的不計其數，故“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他勸妻子在得知自己犧牲的訊息時，不要過於悲傷，“於涕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林覺民這份包含高尚情操、感人至深的“與妻書”，後來作為教科書，被每一個中國人所誦讀。
孫中山在紀念黃花崗起義烈士的時候，特別表彰他們以死喚醒國民，為人類獻身的“新道德”。他說：“七十二烈士有許多是有本領學問的人，他們捨身救國，視死如歸，為人類來服務的那種道德觀念，就是感受了這種新道德的潮流。”人生自古誰無死，而當年的覺悟者們為了追求真理、為了救國救民，使這種獻身精神賦予了辛亥革命的時代特徵，它比以往的俠士精神顯得更崇高、更偉大，是中華民族偉大民族精神的升華。當我們在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前進的時候，前輩們為救國救民而“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精神，仍然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長征中的動力。
愛國思想本來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但古代愛國思想中的“國”還不是近代意義的國家，而是封建王朝；“族”也不是近代意義的民族，而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華夷之辨”。所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曾經作為揭露清朝統治殘暴性的鬥爭工具。可是，當西方列強以不平等條約體系強加於中國身上的時候，那種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的傳統愛國思想的局限便突顯出來。
近代愛國主義精神的形成中，將愛國情懷與推翻清朝統治的行動一致起來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在醞釀革命的初期，革命派“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主張是“契約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但是，在認識到各民族已經歷史地形成了大中華民族的格局，而整箇中華民族都處在列強環視下的險惡國際環境中的時候，革命派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號，把國家主義區分為“心理的”與“法理的”，認為“自法理上言國家主義，則愛國家者非意識的活動，而機械的活動也”。“所謂國家主義者，當以心理的國家為基礎以立說，不當以法理的國家為基礎而立說”（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用明白警醒的語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國不至被帝國主義最後鯨吞瓜分。他們對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對中國與外國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確的闡述。因此，不能認為革命派僅以“反滿”為唯一的目標，相反，他們以為革命最終要解決的任務，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要求民族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直接聯繫在一起，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振興中華”的口號自提出後，就逐漸表現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這不僅是辛亥革命的動力與目標，而且造就了中國近代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
辛亥革命中迸發出來的近代愛國主義精神，還表現在認識振興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上。辛亥時代的愛國者，強調“自國之人，無不愛其自國之學”，主張“國魂者，原於國學也，國學苟滅，國魂奚存？”他們反對固守舊規的頑固派，但是並不同意全盤歐化，特別警惕西方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依據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同時，辛亥時代的愛國者們聲明，其所謂國粹絕非歷代統治者所奉行的“君學”，而是如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在野之士“本其愛國之憂，而為經世之業”留給後世的為帝王所不喜的學問。那是閃耀著愛國和民主精神的學問，是“以文明之光華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寶愛平和”的文化傳統（魯迅：《文化偏至論》），是展示人性的美德，具有反侵略、主正義、崇人道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應該像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那樣被發揚光大，作為國人愛國主義的源泉。同時，他們對來自西方的文化也有客觀的評價：“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主張吸收人類文明的精華，為我所用。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祝福避趨之。辛亥時代的愛國者特別重視教育的作用，以為“教育者，愛國心之製造場也”，“果能圖教育之興耶，則愛國心不難養成也。”嚴復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認為中國諸多問題中“尤以愈愚為最急”，教育的落後是貧弱的根源，也是國人愛國心薄弱的原因。梁啓超同意這一觀點，認為“空言愛國無救於國，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為要也。”正是通過教育，具有近代思想特徵的愛國主義逐漸在國人，首先是青年學生中間被接受和傳播，辛亥革命和隨後的五四運動，使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發展到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