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吳邑吳英伯和氏撰 辛未夏，兒志忠學輯四書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於予。此非易事也，得不盡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為定本；其初本則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如此之類是也。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於善。”論語為政章“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於心而不失也。”如此之類是也。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如此之類是也。
所以一為不待辨，一為猶待辨，一為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間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相習既久，人情每安於所習，而先入者常為主。誠意章“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凡所習坊本既與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聖經章“一於善”句、為政章“得於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與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蓋人之所以為人”一段，既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為見聞所駭異，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異？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為定論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於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歲所親定，為絕筆之書，未脫稿者八篇。”則歿後而書始出也。歿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於此又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是則此段之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真氏四書集編亦如是。集編惟學庸為真氏所手定。真氏親受業於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後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於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格庵趙氏四書纂疏亦如是。趙氏，其父受業於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於家庭者?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後定本者？於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東發黃氏所著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著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雲峰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於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旁求之，復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全本。大全只剿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即倪氏之書可耳，其於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倪氏之師，定宇陳氏櫟也。陳氏著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諸儒或多從祝氏者，只以其父諱穆，字和父，為朱子母黨，嘗受業於朱子。然跡和父所著方輿勝覽一書，則其人近於風華淹雅，未必內專性學者。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即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為四書信道之矣。四書通曰：“如為政章祝本作‘有得於心’，則於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通之說有如此，仍倪氏後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至顛倒是非，即朱子口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歟？而祝本之為非定本可以決然矣。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為非定本，更有即出於朱子後嗣之人之言為祝氏微辨者，即出於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適孫鑒書祝氏附錄本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鑒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興國者為據。’”按此語：曰“元”，宗之也；曰“則以”、曰“所”、曰“者”，別有指之辭也；曰“得”，則已失也。子明題祝本也如是，則是明明謂祝本與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謂祝本非刊之興國之本矣，明明謂祝本非絕筆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猶自失之而覓得之，況祝氏何從得乎？其不直告以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辭其意則顯然也，而祝氏不達。陳氏信祝本而載之於發明，而倪氏又述之於輯釋，皆引之以為祝本重，亦未達也。又何其並皆出於鹵莽耶？而祝本之為非定本更可以決然矣。祝本如此，則其相傳以至於輯釋，亦如此矣；輯釋如此，則其脫胎於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則從大全之坊本，亦如此矣。總之不知朱子改筆之所以然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