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附錄二 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今取此段而細繹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窺見者。“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二句，渾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不復分貼，以首節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從性命而來，性命從天而來。“修道之謂教”，即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為性”者，以經義繫於明吾人之有道，而不繫於明性也。“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三句，一氣追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二句來，方纔略頓，使下文“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二句，直騰而上接也。“本於天而備於我”，與此章總注“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己”恰相針對，雖總注多“不可易”、“不可離”兩層，然“不可易”即“出於天”足言之耳，“不可離”即“備於己”足言之耳，非有添出也。即此“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一句之中，亦已具有“不可易”、“不可離”之意。性、道、教無一非不可易，無一非不可離也。次節經文，特從首節三句中所蘊含之意抽出而顯言之，使首次二節筋絡相聯耳。“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二句正為此節經文推原立言之所以然處，正得子思吃緊啟發後學心胸之旨。此節注要義在此，故下文“子思於此首發明之”二句，十分有力。一部中庸，其使學者知所用力自不能已之意居其半也。“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乃是勉勵之辭。改本之精妙如此。若初本“知己之有性”云云，尚覺粗淺而未及精深，況三平列，亦依文而失旨，雖似整齊，而仍於第一句遺“命”字，於第三句遺“道”字，文亦未能盡依。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云云，為知言則可矣；若引來證中庸此節，則為偏重“本於天”意，而未及“備於我”意，則是仍未免遺卻親切一邊意矣。定本與未定本相較，雖皆朱子之筆，而盡善與未盡善縣殊。朱子豈徒為好勞？豈樂人之取其所舍而舍其所取耶？乃輯釋反為引陳氏之言曰：“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無餘蘊。”是粗淺則得解而以為盡發，精深則不得解而以為含蓄，似為無學。又引史氏之言曰：“‘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不過稱讚子思勉勵學者之言，不復有所發明於經。”是以鉤深致遠之言，僅視為稱讚而勉勵，似為無見。又引陳氏之言曰：“‘知己有性’六句，義理貫通，造語瑩潔，‘所以為人’三句，未見貫通之妙。至‘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是討尋章句而僅乃用其批評帖括之筆，似為無知。此所以繆從祝本，而致令聖經賢傳傳授心法之文，大儒畢生盡心力而為之以成其至粹者，千百闕其一二，故曰不可不辨也。
“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本‘必自慊’，後改作‘一於善’。朱子嘗曰：‘只是一個心，便是誠；纔有兩，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改‘一於善’，旨哉！”通之說如此，則“一於善”為定本無疑也。誠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為善以去惡之義，而此節後言致知先言誠意，不比下節及第六章皆承致知來也。“一於”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與第六章注“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恰相針對也。若作“必自慊”，則終不如“一於善”之顯豁而縝密也。改本之勝於初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一於善’，不若‘必自慊’對‘毋自欺’，只以傳語釋經文，尤為痛快該備。”夫傳本釋經，何勞挹注？以用傳釋經為快，不如不注，而但讀傳文矣。聖經三綱領猶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謂該備耶？“得於心而不失也”一句，四書通曰：“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本云：‘得於心而不失。’門人胡泳嘗侍坐武夷亭，文公手執扇一柄，謂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通之所引如此，則“不失”為最後定本無疑也。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得字承上“為政”二字來。得於心者，心正也。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天下正，所謂“正人之不正”者，此也。不失者，兢兢業業，儆戒無虞，罔失法度也。不失，便是不已無息也。若作“行道”，則上文既言“政之為言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則“得於心”句正宜直接，而於此復加以“行道”二字，豈不贅乎？初本是“行道而有得於身”，次改“身”作“心”而仍未去“行道”二字者，沿古注而未能盡消鎔耳。況不失，則道之行也自在其中而不待言矣。行道，則雖有得於心而未見其必不失也。最後改本之勝於初次二本又如此，而輯釋顧乃又引陳氏之言曰：“此必非末後定本，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得於心而不失’，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雲不失。‘據於德’注‘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道得於心而不失，乃是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雲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遽雲不失，則失之急。大學序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是又皆繆證。夫大學序之言躬行也，上有“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之文，下有“當世之人”之文，故其間不得不言躬行也。若為政以德，則其所為者即其所以。所為所以，非有異時，何得多添“行道”二字於其閒乎？“據於德”注之言行道也，經文上有“志於道”之文。“據於德”德字原根道字來，故注德字不得不言行道也。若為政以德，德字即承政字來，何必增“行道”二字，反似政在行道之外乎？中庸說到“不顯惟德”，亦此德字，何得謂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耶？又引史氏之言曰：“定宇謂得於心者何物？此說極是。大學釋明德曰：‘所得乎天。’便見所得實處。今但曰得於心，而不言所得之實，可乎？況不失為進德者言，為政以德是盛德，不失不足以言之。”是又繆議。不失二字即得字而足言之也。為邦章注曰：“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故必言不失以足之。豈盛德不可言不失耶？大學注謂“人之所得乎天”，以見德非大人所獨有；此節注不言行道，以見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而乃妄以為罅漏也而議之耶？故曰猶待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