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孝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飯土簋，歠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複合，故聖人重之。
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