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第四下

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餉，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鹹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並虛。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王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實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

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巨萬十數。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值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養小，方之，其文馬，值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值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以東郭鹹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鹹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至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