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
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製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
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嘆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
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
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