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六

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製奏行焉。

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征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於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於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啟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許可權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

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御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逾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敕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

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並力御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

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倘復誘此失職之眾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閒，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

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系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御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