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三百三十 列傳第二百十八

正統五年敕陝西鎮守都督鄭銘、都御史陳鎰曰：“得奏，言河州番民領占等先因避罪，逃居結河裡，招集徒黨，占耕土田，不注籍納賦，又藏匿逃亡，剽劫行旅，欲發兵討之。朕念番性頑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師旅，恐累及無辜。宜使人撫諭，令散遣徒黨，還所掠牛羊，兵即勿進，否則加兵未晚。爾等其審之。”番人果輸服。七年再敕銘及都御史王翱等曰：“得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永奏：往歲阿爾官等六族三千餘人，列營歸德城下，聲言交易，後乃鈔掠屯軍，大肆焚戮；而著亦匝族番人屢於暖泉亭諸處，潛為寇盜。指揮張瑀擒獲二人，止責償所盜馬，縱之使去。論法，瑀及永皆當究治，今姑令戴罪。爾等即遣官偕三司堂上親詣其寨，曉以利害，令還歸所掠，許其自新，不悛，則進討。蓋馭戎之道，撫綏為先，撫之不從，然後用兵。爾等宜體此意。”番人亦輸服。

成化三年，陝西副使鄭安言：“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不過三之一，余皆洮、岷寺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得所賜幣帛，制為戰袍，以拒官軍。本以羈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虛國帑而齎盜糧也。”章下禮部，會廷臣議，請行陝西文武諸臣，計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之額以聞，報可。已而奏上，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為例。明年冬，洮州番寇擁眾掠鐵城、後川二寨，指揮張翰等率兵御之，敗去，獲所掠人口以歸。

五年，巡按江孟綸言：“岷州番寇縱橫，村堡為虛。頃令指揮後泰與其弟通反覆開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三十餘族酋長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且還被掠人畜，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熟番綠園一族怙惡不服。”兵部言：“番性無常，朝撫夕叛，未可弛備。請諭邊臣，向化者加意撫綏，犯順者剋期剿滅。”帝納其言。

八年，禮官言：“洮、岷諸衛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賞彩幣人二表里，帛如之，鈔二十九萬八千有奇，馬直尚在其外。考正統、天順間，各番貢使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余悉遣還。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妄自招徠，又復冒送，臣部已重申約束。今副使吳玘等不能嚴飭武備，專事通番，以紓近患。乞降敕切責，務遵前令。”帝亦如其言。

西寧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不草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畜牧，日益繁滋，素號樂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刺、阿爾禿廝獲罪其主，擁眾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為所役屬。自是甘肅、西寧始有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搗其巢。寇詗知之，由河州渡黃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烏斯藏。及大軍引還，則仍返海上，惟阿爾禿廝遁去。

嘉靖二年，尚書金獻民西征，議遣官招撫，許為藩臣，如先朝設安定、曲先諸衛故事。兵部行總制楊一清計度，一清意在征討，言寇精騎不過二三千，余皆脅從番人，然怨之入骨，時欲報仇，可用為間諜，大舉剿絕。議末定，王憲、王瓊相繼來代，皆以兵寡餉詘，議竟不行。

八年，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樞臣李承勛言：“番為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穎殺羌百萬而內地虛耗，兩者相去遠矣。乞廣先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略，悉聽瓊便宜從事。”瓊乃集眾議，且剿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游擊彭椷分布士馬。明年二月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剌即諸族震慴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乃班師。自是，洮、岷獲寧，而西寧仍苦寇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