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七十八 志第五十四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乾巡視蘇、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雲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征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帝與尚書胡濙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蘇。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雲。

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眾，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請核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既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

一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坍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為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踏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為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並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臨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攙雜水谷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複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