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一 志第六十七

弘治十四年，設固原鎮。先是，固原為內地，所備惟靖虜。及火篩入據河套，遂為敵沖。乃改平涼之開成縣為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是時陝邊惟甘肅稍安，而哈密屢為土魯番所擾，乃敕修嘉峪關。

正德元年春，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請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千里沃壤，歸我耕牧，則陝右猶可息肩”。因上修築定邊營等六事。帝可其奏。鏇以忤中官劉瑾罷，所築塞垣僅四十餘里而已。武宗好武，邊將江彬等得幸，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多內調，又以京軍六千與宣府軍六千春秋番換。十三年，頒定宣、大、延綏三鎮應援節度：敵不渡河，則延綏聽調於宣、大；渡河，則宣、大聽調於延綏。從兵部尚書王瓊議也。

初，大寧之棄，以其地畀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蓋兀良哈歸附者也。未幾，遂不靖。宣宗嘗因田獵，親率師敗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雲止設都指揮鎮守。土木之變，頗傳三衛助逆，後因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至是，朵顏獨盛，情叵測。

嘉靖初，御史丘養浩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以扼其要。又請多鑄火器，給沿邊州縣，募商糶粟，實各邊衛所。詔皆行之。初，太祖時，以邊軍屯田不足，召商輸邊粟而與之鹽。富商大賈悉自出財力，募民墾田塞下，故邊儲不匱。弘治時，戶部尚書葉淇始變法，令商納銀太倉，分給各邊。商皆撤業歸，邊地荒蕪，米粟踴貴，邊軍遂日困。十一年，御史徐汝圭條上邊防兵食，謂“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汴粟由陝、洛，沔粟由漢中，以達陝右。宣、大產二麥，宜多方收糶。紫荊、倒馬、牡羊等關，宜招商賃車運”。又請“以宣府游兵駐右衛懷來，以援大同。選補游兵於順聖西城為臨期應援，永寧等處游兵衛宣府，備調遣。直隸八府召募勇敢團練，赴邊關遠近警急。榆林、山、陝游兵，於本處策應”。報可，亦未能行也。

十八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煙火蕭然。巡撫都御史陳講請“以兵六千戍老營堡東界之長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關形勢，寧武為中路，莫要於神池，偏頭為西路，莫要於老營堡，皆宜改設參將。雁門為東路，莫要於北樓諸口，宜增設把總、指揮。而移神池守備於利民堡，老營堡游擊於八角所，各增軍設備”。帝悉許之。規畫雖密，然兵將率怯弱，其健者僅能自守而已。

二十二年，詔宣府兵乘塞。舊制，總兵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議，入秋悉令赴邊，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罷歸，犒以帑金。久之，以勞費罷。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陳豪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費餉銀六十億，曾無尺寸功。請定計決戰，盡復套地。”明年，敵犯延安，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力主復套，條上十八事。帝嘉獎之。大學士嚴嵩窺帝意憚兵，且欲殺舊閣臣夏言，因劾銑，並言誅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從間道黃榆溝入，直薄東直門，諸將不敢戰。敵退，大將軍仇鸞力主貢市之議。明年，開馬市於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馬市罷。

先是翁萬達之總督宣、大也，籌邊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東盡老營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丫角山迤北而來，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台，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陽河迤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皆逼臨巨寇，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荊、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崖、牡羊，抵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皆峻岭層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荊必自宣府，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內邊者。”乃請修築宣、大邊牆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後以通市故，不復防，遂半為敵毀。至是，兵部請敕邊將修補。科臣又言，垣上宜築高台，建廬以棲火器。從之。時俺答益強，朵顏三衛為之向道，遼、薊、宣、大連歲被兵。三十四年，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楊博，既解大同右衛圍，因築牛心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宣、大間稍寧息，而薊鎮之患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