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一 志第五十七

弘治元年始減雲南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雲南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初，從中官秦文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複議開採，以助大工。既獲玉旺峪礦銀，帝諭閣臣廣開採。戶部尚書方鈍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鶩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

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奸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樓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丘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並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撫魏允貞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饕餮。倘釁由中作，則礦夫冗役為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糧缺，飢餓噪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鬥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識者以為明亡蓋兆於此。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采煉，每三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質以為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鬢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後，率因舊制，未嘗特開雲。

銅場，明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陝西寧羌、略陽及雲南皆采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階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綠、銀、銅，以與外番接境，虞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場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開採。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關市之徵，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齎居鬻，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徵而藏匿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稅，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歷，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