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一 志第五十七

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並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矣。迨兩宮三殿災，建設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

榷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其後高寀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丘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曄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奸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札，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尋。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詭稱有司固卻，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稅，後並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命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概免之。

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複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後市舶司暫罷，輒復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

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址雲屯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