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前言
《孽海花》內容繁富，時間跨度大，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它的本質特徵？作者對其創作意圖的剖白，對我們頗有啟發。《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曾云：“這書主幹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３０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節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觀之，作者試圖在這部小說里容納３０年歷史的本質內容，並表現出它的發展趨勢。質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寫成一部歷史小說。而所謂歷史小說，已經不同於我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演義小說”，歷史演義小說，即歷史的通俗化；而這裡所說的歷史小說，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徵是：“把奇妙和真實”結合在一起，塑造“個人與社會歷史命運更緊密結合的人物”，表現歷史的本質和趨向，最終“把小說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地位”（引號為盧卡契言論）。應該說，《孽海花》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堪稱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小說。這自然與作者對法國文學特別是對大仲馬、雨果的歷史小說具有頗為精到的研究不無關係。
《孽海花》所表現的３０年歷史內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緒後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史。
就政治演變而言，小說以同治中後期為背景，或隱或現地表現了光緒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展歷程：從中法戰爭到中俄領土爭端；從甲午海戰到台灣軍民的反抗侵略；從洋務運動到維新派興起，以至資產階級革命領導的廣州起義的失敗。同時，作者更注重表現諸多政治事件的內在聯繫及其發展趨勢。誠如作者自云：“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小說中的光緒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挾制，即使冊立皇后，亦沒有絲毫的決定權。慈禧將自己的外甥女塞給光緒立為皇后，以為耳目，而光緒所寵愛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從此東、西宮爭寵的鬧劇愈演愈烈。東、西宮爭寵，實質是光緒與慈禧爭權的表現形式。後來，外間傳言，魚陽伯行賄皇妃，謀上海道肥缺。慈禧就藉機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並降之為貴人。因此而引起帝後失和。由此而後的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直至清王朝覆亡，都與帝後失和相關聯。不過，戊戌政變及以後的事件都在擬寫計畫之內，而並未付諸實施。
小說是如何表現３０年來思想文化的變遷呢？作者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對此亦有明確的揭示：“寫雅敘（聚）園、含英社、讀瀛會、臥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的足跡。”從雅聚園的描寫中，可表現出同治時期一般讀書士子的精神風貌，國家已處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們對此卻麻木不仁，對世界大勢幾乎是一無所知，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訣，陸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時代風雲的激盪畢竟促使讀書士子階層發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銳的通達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除舉子業之外，亦注重經史百家的學問，而且對西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就在第２回有關雅聚園的描寫之後，敘及金雯青中狀元衣錦還鄉、乘輪船途經上海小住。有洋務派著名人物馮桂芬來訪，見面一番寒暄之後，即以長者口吻勉勵雯青說：“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的……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濟……”一番話足以振聾發聵，直令狀元郎茅塞頓開。隨後，金雯青又應邀赴一品香會客，席間聽薛淑雲（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黃遵憲）等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學藝”，不由暗自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長的心理剖白，可見在上海這等開放的城市，學西法、識洋務在知識界已成為時尚。時代畢竟前進了，傳統的詞章考據之學，已遠遠不足以敷用，洋務思想應運而生，盛行於世，思想文化演變之跡甚明。然而，洋務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及科技的進步，而無視其政治體制較之封建專制亦同樣具有的進步性和優越性。這種輕本而重末的致命弱點，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愈益為人們所認識。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實質內容的維新變法的思潮。到１８回有關“談瀛會”的描敘，就十分清晰地表現了這一思想文化變遷的足跡。從第２回寫金雯青衣錦還鄉、途經上海聆聽薛淑雲、王子度的洋務高論，到１８回敘及金雯青由俄返國途經上海參加“談瀛會”，其間經歷了２０餘年的時間，這期間思想文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開始在社會傳播，同時，從洋務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變法思想的改良派。“談瀛會”上，依然是薛淑雲、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見解較２０年前大有進步。“談瀛會”的中心話題是：“吾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為先？”圍繞此論題，各抒高見。或以為力爭外交權為急務；或以為當以練兵為首要；或以為發展經濟為基礎；而最具說服力的論辯，則是以為必以政體變革為第一。而此論實際上最終成為諸名士的共識。毫無疑問，它屬於改良主義的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