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前言

小說寫到第２９回，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已是１９世紀末期甲午海戰之後的情狀。北洋海軍乃洋務運動的產物，海上一場惡戰，竟不抵島國日本，幾至全軍覆沒。這沉痛的教訓給思想文化界以極大的震動，通達之士為之猛醒，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政體不變革，單是辦辦洋務，終究是難以拯救衰敝的祖國。這種以變革政體為核心內容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海戰之後頗為盛行一時。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為清朝政府已經腐敗透頂，頑固派勢力在朝廷占居絕對優勢，以和平的方式去變革政體，只不過是浪漫的幻想，最終難以付諸實踐。那么，他們的政治主張又當如何呢？第２９回敘及革命派領袖人物楊雲衢（影射楊鴻飛）的演講辭，從而明確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張的本質內容：“現在的中國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很顯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於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第２９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隻身赴滬，試圖聯絡同志，發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扶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徵。革命派思潮風行於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事情，然而，《孽海花》並未及此便匆忙收場。
總之，循著作者的筆觸，不難尋繹出３０年間政治、文化的演變史，從而，使小說具有了“歷史哲學”的意味和境界。雖然，小說中不乏對清延腐敗的揭露和譴責，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變遷史過程中的附帶而已。因此，《孽海花》終究是一部“歷史小說”。只有把握了它的這一本質特徵，對這部小說的理解就會深入一層。
當然，歷史小說並非歷史教科書，即使它取材真實，人物亦歷歷可考（據考證，小說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達２７０餘人），但是，絕不可把它與歷史生活本身等量齊觀。它畢竟是一部精心結撰的“奇妙與真實”結合的文學作品，作者以狀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鈞）與名妓傅彩雲（影射趙彩雲）的婚姻生活故事為情節主線，將３０年間重要歷史事件的側影及其相關的趣聞佚事，加以剪裁提煉，熔鑄成篇。
《孽海花》的結構頗具獨創性。作者曾對此作過極為形象而確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著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迴旋著穿的，時收時放，東西交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裡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為止。我是傘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地）推展出各種形象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孽海花》作為歷史小說，刻劃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國古代“良史”的實錄精神。同時，又借鑑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的諷刺手法，以寫實筆法評說事件、權衡人物。即使對威毅伯（影射李鴻章）這樣的人物，亦絕非一概罵倒，既寫他在甲午海戰中負有“因循坐誤”的歷史責任，又不是把失敗的全部責任統統歸咎於他，西太后挪用“一國命脈所系”的海軍經費，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寫他害怕開戰的膽怯心理，又寫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寫他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因而遭到國人唾罵，又從深層次寫出簽約的根源在於國家的貧弱。總之，在作者筆下，威毅伯不是一個被簡單化、臉譜化了的人物，而是一個具有歷史真實感的藝術形象。
《孽海花》在藝術方面，亦多有不足之處。其結構雖雲工巧，獨創性亦顯而易見，但是，把３０年間歷史重大事件連結於金、傅婚姻生活故事這條主線，終難免有牽強之處。然而，所有這些終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