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二百三十二

維峻崇樸實，尚踐履，不喜為博辨，尤嚴義利之分。歸後退隱柏崖，杜門著書，隱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每談及世變，輒憂形於色，卒抑鬱以終。著有四書講義、詩文集。

文悌，字仲恭，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以筆帖式歷戶部郎中，出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緒二十四年，變法詔下，禮部主事王照應詔上言，尚書許應騤不為代奏。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劾以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諭應騤明白回奏，覆奏稱珍惜名器，物色通才，並辭連工部主事康有為，請罷斥驅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違詔旨，禮部尚書、侍郎皆革職，賞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為人指使，黨庇報復，紊亂台諫，遂上疏言：“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閱其著作，以變法為宗。而尤堪駭詫者，託辭孔子改制，謂孔子作春秋西狩獲麟為受命之符，以春秋變周為孔子當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及聆其談治術，則專主西學，以師法日本為良策。如近來時務、知新等報所論，尊俠力，伸民權，興黨會，改制度，甚則欲去拜跪之禮儀，廢滿、漢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內。直似只須中國一變而為外洋政教風俗，即可立致富強，而不知其勢小則群起鬥爭，立可召亂；大則各便私利，賣國何難？曾以此言戒勸康有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數百人，在輦轂之下，立為保國會，日執途人而號之曰：‘中國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駭，庶眾搖惑。設使四民解體，大盜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未知康有為又何以善其後？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梁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門行走。

太后復訓政，賞文悌知府，鏇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兩宮西狩，文悌迎駕，擢貴西道。乞病歸，卒。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緒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九年，轉御史，首論都御史陸寶忠乾煙禁，不宜為台長，劾親貴及樞臣疆臣，章凡數十上。德宗季葉，袁世凱出督畿輔，入贊樞廷，權勢傾一時。春霖獨論列十二事，謂：“洪範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爾家，凶於爾國。’左氏傳云：‘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今世凱所為，其心即使無他，其跡要難共諒。歷考史冊所載權臣，大者貽憂君國，小者禍及身家。窺竊神器之徒，姑置勿論，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張居正，亦以權寵太盛，傾覆相尋。今不獨為國家計，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凱子孫長守富貴，亦不可無善處之法。”嗣是糾彈世凱及慶親王奕劻父子，連上八疏，皆不報，然朝貴頗嚴憚之。

宣統改元，醇親王載灃既攝政，其弟載洵、載濤分長軍諮、海軍，頗用事。春霖謂：“古者鄭寵共叔，失教鏇譏，漢驕厲王，不容終病，載在史冊，為萬世戒。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關，料不至蹈覆轍，而慎終於始，要宜杜漸防微。”又謂：“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沖齡踐阼，軍國重事，監國攝政王主之。治同其樂，亂同其憂，國之不保，家於何寄？”篇末又言：“監國歲未及周，物議沸騰，至於此極。臣不禁為祖宗三百年國祚效賈生痛哭流涕長太息矣！”明年，又劾江西巡撫馮汝騤謾欺狀，效宋臣包拯七上彈章，末復言：“是非不明，請將前後章奏明詔宣示，敕部平議。”語至戇直，被訶責。復劾奕劻老奸竊位，多引匪人；非特簡忠良，不足以贊大猷、挽危局。詞連尚書徐世昌，侍郎楊士琦、沈雲沛，總督陳夔龍、張人駿，巡撫寶棻、恩壽等十數人。朝旨再責之，令回原衙門行走。春霖遂稱疾歸。越八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