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一百六十八

五年，授浙江巡撫。六年，以病辭職，上以含章精力未衰，不許，調山東。七年，因浙江巡撫劉彬士治鹽操切，密疏劾其不職，命總督孫爾準按治不實，詔斥含章聽不根之言，無端入告，解職嚴議。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綱銀，額外濫支，漏追餘款等事。含章疏辨，命總督琦善、學政朱士彥按之。詔以提用綱銀，歸還捐墊，僅屬見小，而先發妄奏之咎重，念其居官尚好，降補刑部員外郎。八年，授福建布政使，以病乞歸。十二年，卒。

康紹鏞，字蘭皋，山西興縣人，江西廣信知府基淵子。嘉慶四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擢鴻臚寺少卿。十八年，滑縣教匪起，紹鏞隨扈，以畿輔、山東、河南地形險易，將帥賢否，各鎮兵籍，列冊進御，受仁宗知。會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餘人傭工熱河、錦州，聞畿南寇起，馳歸，過山海關，關吏執之，誣其預聞逆謀，命紹鏞偕內閣學士文孚往鞫，白其誣，釋之。劾副都統以下，論如律。歷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

十九年，出為安徽布政使。值大水，被災者四十餘州縣，倉穀缺乏，庫儲不給，勸紳商輸貲各恤其鄉，與官賑並舉，災民賴之。二十三年，就擢巡撫。宿州、靈壁以睢河堤堰崩圮，比年患水，紹鏞親往相視，奏請修復；又築無為州黃絲灘臨江堤千二百餘丈。先後捕獲鳳、潁等府土匪五十餘人，置諸法。二十四年，調廣東巡撫。

道光元年，詔各直省清查陋規雜稅，紹鏞疏陳，略曰：“廣東州縣所資辦公，專在兵米折價。因產穀少，民間皆原折納，相沿已久。在馴謹良民，向依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不能無抗欠。有於正數之內絲毫無餘者，更有於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往往以贏補絀，自行償補。今若定為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悉為應輸之額，其掛欠代償，恐較前益甚。況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為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為設法巧取之數。雍正時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議者謂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兵米折價，與之事實相近。即能明察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斷難遠慮周防，遙制於數十年之後。至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禮等款，名目不一，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多而彼寡，願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即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仍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即將來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強狡之徒，向不完納平餘，致饋規禮。今以案經奏定，在有司視為當然，在小民視為非舊，兩相脅制，互為告訐，既不能指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彈；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寬嚴兩窮。是雜稅諸項之難於清釐，較兵米折價尤甚。且各項所入，既名陋規，逐款臚列，上瀆聖聽，於國家體制，亦殊未協。事有窒礙，不敢不據實密陳。”疏入，與兩江總督孫玉庭所議同，其事遂寢。

二年，召署禮部侍郎。丁母憂歸，服闋，授廣西巡撫。禁土司科派擾累，懲土民刁訟者，緝治逸匪，邊境稍安。五年，調湖南，編查洞庭湖漁船，以軍法部伍之，盜無所容。澧州諸湖，上承涔水，下泄洞庭，兩岸悉垸田，地低下，洩水不暢，檄道府率屬履勘疏濬，得可耕田萬四千餘畝，奏蠲淤田賦萬一千餘畝，從之。九年，入覲，面陳苗疆設立苗弁額數過多，倚勢虐使苗人，易激事端，請酌其可並省者，缺出不補，總督意不合，格不行。十年，召授光祿寺卿。尋值京察，以在湖南任內廢弛，降四品頂戴，休致。十四年，卒。

朱桂楨，字幹臣，江蘇上元人。嘉慶四年進士，授吏部主事。累擢郎中，遷御史。二十一年，出為貴州鎮遠知府。鎮遠民、苗雜居，無紡績之利，募工教織，於是始有苗布。大旱，民飢，急發庫藏平糶施粥，郡無殍人。事畢，自請擅動庫帑之罪，民感其惠。次年，感稔，爭醵金還庫。黃平州有盜，或告變，單騎臨之，呼眾縛為首者出，不戮一人，戍五人而已。興義苗閧，大吏已勒兵，桂楨曰：“此苗忿民欺，保不為變。”使人開諭，果服。在任三年，治行稱最，擢陝西潼商道。歷浙江按察使，甘肅、山東布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