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演義》第八十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蓮英一計不中，又生一計，時常到太后面前，捏報光緒帝過失。慈禧後起初倒也明白，遇皇上請安，只勸他性情和平，寬待下人。後來經蓮英兄妹，百端讒構，遂添了太后惡感。太后回宮，皇帝必在宮門外跪接，稍一遲誤，便生間言。若皇帝到園省視，也不能直入太后室中，必跪在門外，候太后傳見。李蓮英又作了一條新例，不論皇親國戚，入見太后，必須先索門包，連皇上也要照例。外面還道皇上什麼尊貴，誰知光緒帝反受這樣荼毒，積嫌之下，不免含恨。本可與別人談敘，借為排遣，奈內外左右，多是太后心腹，連皇后也是個女偵探，替太后監察皇帝。旁皇四顧，郁將誰語？只有翁師傅素來密切，還好與他密談兩三語。翁師傅見皇帝憂苦，遂保薦一個人材。看官！你道是誰？就是南海康先生有為。
此時康先生才做了工部主事，他生平喜新惡舊，好談變法事宜，只因官卑職小，人微言輕，沒有一人服他偉論。獨翁師傅竟垂青眼，一手提拔。光緒帝特別召見，奏對時洋洋數千言，仿佛淮陰侯壇上陳詞，諸葛公隆中決策，每奏一語，光緒帝點一點頭，良久方令退出。自從清朝開國以來，召見主事，乃是二百數十年來罕有的際遇。康主事感懷知己，連上三疏，統是直陳利弊，暢所欲言。光緒帝本有意變法，經他迭次陳請，自然傾心採用，遂於二十四年四月中，接連降旨，廢時文，設學堂，裁宂員，改武科制度，開經濟特科，又下決意變法的上諭道：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國小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立。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具奏！所有翰林院各部院司員，各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這諭未下的時候，光緒帝也預備一著，先往頤和園稟白太后，太后亦未嘗阻撓，恰說：“變法也是要緊，但毋違背祖制，毋損滿洲權勢，方準施行。”太后自問，曾毋違祖制否？又言：“翁同龢斷不可靠，應及早罷官為是。”光緒帝唯唯而出，遂一意飭行新政，特設勤政殿，諮商政要。常召康主事密議一切，擬旨多出康手，康薦同志數人，如內閣候補侍郎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統稱他才識淹通，可以重用。光緒帝便各賞四品卿銜，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康有高弟梁啓超，及胞弟康廣仁，亦經康主事薦引。因他未曾出仕，一時不能超拔，只好緩緩錄用。但這班維新黨人，統是資卑望淺，一旦擢用，盈廷大員，靡不側目。且朝變一制，暮更一令，所有改革事宜，多需禮部核議，弄得禮部人員，日無暇晷。禮部尚書懷塔布，系太后表親，又有許應騤，亦是太后平日信任，兩人素來守舊，見了這番手續，憤悶已極，恨不得將維新黨人，立刻攆逐。因此一切新政，關係禮部衙門，免不得暗中擱置。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與康有為等氣味相投，上書參劾許應騤，說他阻撓新政。光緒帝覽奏震怒，本擬即行革職，因礙著太后面子，令他明白復奏。許即按照原奏，逐條辯駁，並劾康有為妄逞橫議，勾結朋黨，搖惑人心，混淆國事，請即斥逐回籍。光緒帝見許復奏，揭康短處，心滋不悅。過了數日，御史文悌，又參奏：“宋伯魯、楊深秀二人，欺君罔上，若非立加罷斥，必啟兩宮嫌隙。”頓時觸怒天顏，斥他莠言亂政，挑動黨爭，命即奪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