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若垓之罪，又浮於滎，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閒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鏇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饋遺不止於鞭靴，脈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又諫游幸疏曰：

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懾，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競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游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游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懾，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

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台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鹹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

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後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今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台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