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五十四 志第一百七

蕃國效順者，給以銅印。安南國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方二寸，給牌，皆以銅鑄，金塗。西蕃隴右郡王趙懷恩乞印，以"隴右郡王之印"為文給之。宜州界外諸蠻乞印，以"宜州管下羈縻某州之印"為文，凡六十顆給之。其後文武百司節次所鑄，不備載。

朱記，同舊制。紹興二年，始鑄親賢宅、益王府銅朱記。二十七年，改鑄建康戶部大軍庫記。三十年，鑄馬軍司統制、統領官朱記。三十二年，鑄鄧、恭、慶王直講、贊讀朱記。隆興元年，鑄都督府僉廳記，又鑄寄樁庫記。二年，鑄戶部大軍庫勘合庫子記二鈕，湖廣總領所覆印會子記二鈕。乾道二年，鑄成都錢引務朱記。淳熙十六年，鑄建康榷貨務中門大門之記。凡內外官有請於朝，則鑄給焉。用木者，易之以銅。

符券。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貫以韋帶。其後罷之。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複製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鈒二飛鳳，下鈒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絛。端拱中，以使臣護邊兵多遺失，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翰林學士王堯臣、知制誥葉清臣等請制軍中傳信牌及兵符事，詔令兩制與端明殿學士李淑詳定，奏聞：

軍中符信，切要杜絕奸詐，深合機宜。今請下有司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將，每發兵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即用。又別造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每傳達號令、關報會合及發兵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檢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亦乞令於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

一、銅兵符：漢制，銅鑄，上刻虎形。今聞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面，更換給用，仍以公牒為照驗。

二、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雲某路傳信牌。卻置池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印號上，以皮系往來軍吏之項。臨陣傳言，應有取索，並以此牌為信，寫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回。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給一面為樣，余令本司依此製造，分給諸處，更換使用。城砦分屯軍馬，事須往來關會之處，亦如數給與。

三、字驗：凡軍行計會，不免文牒，或主司遺失懼罪，單使被擒，軍中所謀，自然泄露。故每分屯軍馬之時，與主將密定字號，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義理。但於尋常公狀文移內，以此字私為契約，有所施行，依此參驗。不得字有重疊，及用兇惡嫌疑之語。每用文牒之上，別行寫此字驗，訖，印其上發往。如所請報，到，許，即依號卻寫印遣回；如不許，即空之。此惟主將自知，他人皆不得測。符彥卿元用四十條，以四十字為號；今檢得只有三十七條，內亦有不急之事，今減作二十八字。所貴軍中戎旅之人，事簡易記。

詔並從之。嘉祐四年，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神宗熙寧五年，詔西作坊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內鑰匙庫。今後諸門輪差人員，依時轉銅契入，赴庫勘同。其鐵牌只請人自執，在外仗止宿。本庫依漏刻發鑰匙，付外仗驗請人鐵牌給付，候開門訖，卻執鐵牌納鑰匙，請出銅契。至晚卻依上請納。其開門朝牌六面，亦隨銅契依舊發放。時神宗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於舊矣。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靈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勘箭，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且雷動天行，無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不見於《開寶禮》。鹹平中，初載於儀注，蓋當時禮官之失。請自今車駕出入，罷勘契。"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