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志第一百三十七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向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麋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

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置明刑，無或有貸。"

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余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徵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

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余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綢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乃即屬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厭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

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複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