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志第一百三十七

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卻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己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

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采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粗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併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

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榷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

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故費於牙儈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迥、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