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七十三 志第一百二十六

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於以尊朝廷，於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置典憲。"是歲，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陳乞，多稱前官用過，不即給還。自今如尚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鹹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閻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辟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

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言："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儘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巳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匯其始末而悉載於篇，有足鑒者焉。

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

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為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