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五十五 志第一百八

初，貢士踵唐制，猶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傭人書之。景德中，嘗限舉人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公卷及後所試書體不同，並駁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實，即斥去，永不得赴舉。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學，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錄法，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可罷。"自是不復有公卷。

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滅裂，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鹹平、景德以來，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復如舊。

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眾，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罷。"

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其踵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

初，禮部奏名，以四百名為限，又諸科雜問大義，僥倖之人，悉以為不便。知制誥王珪奏曰："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鹹亨、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唐制，逮興國中，貢舉之路浸廣，無有定數。比年官吏猥眾，故近詔限四百人，以懲其弊。且進士、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試皆通為中第，大略與進士等，而諸科既不問經義，又無策試，止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則其專固不達於理，安足以長民冶事哉？前詔諸科終場問本經大義十道，《九經》、《五經》科止問義而不責記誦，皆以著於令。言者以為難於遽更，而圖安於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輕易焉。"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浸失渾淳。歐陽脩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乾進者，不可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