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五十五 志第一百八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

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於習法豈所宜緩。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恥此學。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舊制，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試於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後復令存諸科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於令，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遂詔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是後著為令。

時方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舊明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今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併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上多向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