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

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弒吳子余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在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