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卷四十五 志第三十五

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逾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求材之方，奏罷之。乃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選人才業優異有操行及遠郡下寮名跡稍著者，吏部隨材甄擢之。"

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部、吏部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闕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右相兼文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跡、功優，宜對眾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侍郎主試判而已。

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至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極言其敝曰：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眾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製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奸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核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

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得以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常。是時，河西、隴右沒於虜，河南、河北不上計，吏員大率減天寶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定考遷之格，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上州以上上佐、東宮官詹事諭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皆五考。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監察御史二十五月。三省官、諸道敕補、檢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皆三考，余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凡遷，尚書省四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皆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