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貨一
《洪範》八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嘗過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為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間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掊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嘆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藐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建設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者，蓋以此。
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恤，具著於篇，作《食貨志》。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閭等往江浙，尚書你咱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鎮遏，樞密院以軍防護焉。
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以田為盪，或隱佔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為民田，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為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奸，以無為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考者，列於後云：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浙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
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