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貨五
食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曆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採訪事跡，凡有足征者，具錄於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海運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征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征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征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雲。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遂準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偰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眾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偰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途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奸偽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採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