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九十七 志第四十五下

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為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盡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為住煎余鹽三萬引，差人齎江浙行省咨文赴中書省，請照詳焉。

戶部詳運司所言，除余鹽三萬引別議外，其餘事理，未經行省明白定擬，呈省移咨，從長講究。六年五月，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首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既而納麟又以他故辭。

至正元年，運使霍亞中又言：“兩淮、福建運司，俱有餘鹽，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體，如蒙依例住煎三萬引，庶大課易為辦集。”中書省上奏，得旨權將余鹽三萬引倚閣，俟鹽法通行而後辦之。

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平章鐵木兒塔識等奏：“兩浙食鹽，害民為甚，江浙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為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乾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福建之鹽：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據福建運司申：“本司歲辦額課鹽，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余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詳，既有積攢附余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上項余鹽五萬，準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錠，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余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擬，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參詳，亦如所擬。其下余鹽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發賣為鈔，通行起解。回咨本省，從所擬行之。

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表賣食鹽，病民為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拘該有司官，宜公同講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與行台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運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講究得食鹽不便，其目有三：一曰余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錠。三曰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

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為一錠。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恢辦。十年，立都提舉司，增鹽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余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錠。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錠，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興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樁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恢辦，惠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意，罷余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錠，宜從都省區處。

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余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平章帖木兒達失等，以所擬奏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