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華網上有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教育部闢謠：未對高校大學語文課程開設做硬性規定”。難道規定大學語文開課與否要上升到闢謠的高度？不過我還是很認同該新聞本身的，它顯示了國家權力機關在權力運作上的某種自律。教育部對大學語文的課程只是希望和建議，但並未規定。正如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稱：“因高校課程設定問題涉及高校辦學自主權範疇，教育部並未對高校大學語文課程開設做硬性規定，該課程如何設定由學校自行決定。”
這位發言人的姿態很好。在計畫經濟時代，計畫經濟實質上是指令性經濟，那個時代的教育當然也是指令性教育。現在，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如果市場經濟是自由經濟，那么，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亦應擺脫指令性教育的格局，往自由教育的方向發展。落實到課程上，各高校開什麼課以及如何開，就屬於高校自由教育的範疇。教育部在大學語文課程的設定上比較好地做到了非指令化，令人稱道。但光做到這一點還不夠，因為在一些課程上，全國一盤棋的狀況依然存在，教育部的指令性權力也依然高懸。這是課程之間的不平等，在此，希望教育部在這一問題上進一步約束自己的指令性權力。
我不僅贊成教育部不硬性規定開設大學語文課，而且在理論上我也不贊成大學開設大學語文課。語文指的是語言文字，這是一種工具性教育，它是且只能是九年義務教育的任務。國家義務教育的任務之一，就是讓每一個人能有效地運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國家與個人已經耗去九年時光，結果，大學生進了大學，還繼續在課堂上學語文。那么，這個問題的排他性在於：要么中國小的教育任務沒有完成，要么大學設定的這門課是重複和多餘的。我們知道，大學語文這門課大致是從1978年開始的，它的提出者是當年南京大學的老校長匡亞明。但這門課的特殊背景在於，那是一個不正常的時代。文革十年對教育造成了全面的破壞，積重難返，以致大學教育還要補中學教育的課。今天，如果大學依然開語文課，要問的便是，我們的義務教育是乾什麼的。
我不贊成大學開語文課，但我贊成大學開人文。儘管語文課可以有人文的內容，但人文課卻並非語文課。兩者不同的是：一個屬於語言工具類，一個屬於精神修養類。記得一次和朋友聊天時，我說目前中國大學課程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專業課，那是為了以後吃飯的。一類是思想課，那是用主義教育人的。針對這兩種課群，我提出的補充是，用大學人文補充各類專業課，避免人成為單純的謀生動物。我還主張用大學公民課補充第二類課，讓學生在某一思想外再接受一些普世價值。作為補充性的大學人文課和大學公民課有不同的分工，前者關注的是個人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後者關注的是個人作為社會人，他的公共關懷。
和現行的大學語文相比，大學人文的意義在於，它是教養作為獨立個體的人，尤其是在精神修為上。這個任務大學語文無以為之，它的命名就注定了它的局限。現下的大學語文教材多以文學類作品為主，按慣例，都是中文系以外的學生上的。人文不以文學為主，但可以包括文學，同時它更擴展到文學之外，還包括哲學、美學、藝術、史學、倫理學等內容。可見，和大學語文不同，大學人文是可以針對每一個大學生的。古老的《周易》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對天象的觀察，可以把握時季的變化；那么作為精神形態的人文，是用來化育所有的天下人。人，從自然人到文明人，正賴此教化之功，否則即未走出野蠻。
因此，嚴格地說，大學人文不是文化課，是文明課。至於此種課程的開設，當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開了一個很好的頭：讀經典，那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當然，我們要讀的經典，不僅是西方經典，更應該包括自身的傳統人文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