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7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稅收思想和政策主張。該學派是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面對生產停滯、嚴重失業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局面束手無策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個學派的理論認為，在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中，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國民生產增長率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一個國家中勞動力和資本的配置及其有效利用。企業和個人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都是為了謀取報酬，取得稅後的實際收入，政府應該改變稅收政策對供應者的刺激，使其成為刺激供應，增加實際收入的工具。用改變報酬的方式來使人們喜歡工作勝過閒暇，樂於投資勝於消費，使生產的源泉勝過財富的坑窪，並使納稅活動勝過不納稅活動，這樣政府就能直接而有力地促進真正的需求和收入的擴大。供應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里根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阿瑟·拉弗；美國國會眾議員t·f·肯普；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r·a·孟德爾；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m·弗爾德斯坦；里根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n·b·圖雷等。其中，拉弗和肯普被認為是供應學派的激進派人物。供應學派稅收理論同凱恩斯主義的稅收理論相比，有三個明顯的變化，即由強調刺激需求改變為強調刺激供給；由強調實行“收入再分配”，改變為強調鼓勵生產、工作效率和擴大收入差距，由強調政府干預改變為強調運用市場機制。供應學派的稅收理論，可以概括為四點：（1）稅率與稅收收入之間關係的理論。其依據是拉弗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線”。這條曲線的簡明含義是，在稅率和稅收收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當稅率為100％的時候，企業沒有任何利益，稅收就成為烏有；相反，如果稅率為0，政府收入難以保持，自然使政府陷於癱瘓。因此，在這條曲線上一定有一個最佳稅率點，這個點表示的稅率可以取得最大的稅人和預期的最佳的國民生產總值。（2）降低累進稅率與邊際稅率。在70年代初，供應學派認為美國經濟中的根本問題是稅收制度。主要原因是由於所得稅的高累進稅率制度和“稅率結構”不合理，也就是對富人徵稅適用的稅率太高，稅負太重。供應學派認為，實行高累進稅率制度，富人稅負繁重，有許多壞處，如影響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其實，增加稅負，對富人的消費開支沒有多大影響，主要是影響富人投資的數量和質量；促使地下經濟發展，由於稅率進入“拉弗曲線”所稱的“禁區”，迫使一些企業和職工不斷逃入稅金避難所，進入不納稅的地下經濟的行列，增加逃稅現象；其弊端還有“經濟轉移”，即資本外逃和人材外流，這和為了增加收入顯然背道而馳。所以供應學派竭力主張降低稅率，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因為，邊際稅率越高，替代效應越大，對人們創造新增收入積極性的傷害也越大。供應學派認為，降低邊際稅率不是簡單的“收入回流”，而是會同時帶來刺激收入增加的因素。因此，要想向富人多徵稅，就要先降低富人的稅率，要想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就要先向納稅者減稅而不是增稅。因為降低稅率意味著更好的刺激、更好的刺激意味著更高的儲蓄率、更多的資本形成、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更大增長。（3）稅負輕重對人們消費與投資、休閒與工作的決策影響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用“相對價格理論”來說明的。相對價格理論是供應學派減稅主張的重要理論基礎。它認為，消費與投資、休閒與工作都是有代價的，都有一定的價格。稅收負擔也是一種代價、一種價格。在一定條件下，稅收負擔“價格” 的高低，決定消費與投資、休閒與工作價格的高低，從而影響人們對消費。投資、休閒與工作的決策。相對價格理論的提出，為供應學派的減稅政策主張，提供了經濟上的依據。既然稅率越高，閒暇的代價就越小，工作報酬就越低，自然高稅率就會鼓勵閒暇、打擊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樣，既然稅率越高，消費的代價就越小，投資的報酬率就越低，自然高稅率就會鼓勵消費、打擊人們的投資積極性。因此，在勞動者、儲蓄者和投資者對較高報酬的反映“彈性”較大時，減稅的“自償”能力也越大，這時，減稅不僅可以把閒暇的時間和閒暇的資金轉化為生產要素，而且稅收收入也不會減少。（4）減少政府干預和稅收減免。供應學派雖然十分推崇 j·b·薩伊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但並不一般地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對某些稅收項目實行減免，實際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表現，因為它不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而是握有減免稅權力部門主觀意志的體現。減免稅的規模越大，越會使稅基縮小，越會代替市場機制的作用，越會增加納稅人對稅負不公平的擔心。而且有些稅收減免還常常是只能刺激需求，不能刺激供給。所以供應學派主張應該用減少減免稅的辦法換取降低稅率，用低稅率去刺激投資、儲蓄和工作的積極性。供應學派的理論主張對整個8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里根被羅伯茨稱為“供應學派的第一位總統”。但也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供應學派的政策作用結果會使美國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貧富懸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這在政治上“已埋下災難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