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紀流行於德國的重商主義的稅收思想體系。官房，在歐洲的中世紀原指國家的會計室，中世紀以後指國庫或泛指國王的財產。官房學是有關政治、經濟知識的總稱，包括財政學、國民經濟學、私經濟經營學和產業行政學等科學。當時德國各大學設官房學一科，主要是培養財務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財政顧問，故名官房學派。德國官房學派以1727年在哈雷大學和奧德大學設立官房學講座為界限，分為舊官房學派和新官房學派。16～17世紀的德國處於封建國家向近代的統一國家過渡的階段，由於各大小諸侯國和自由城市的各自割據，進行土地兼併與爭奪城市的戰爭，德國經濟遭到破壞，皇帝在政治經濟上的實權，受到極大的限制。為了加強國家對財政經濟活動的管理和控制，擴大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富強，官房學派以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闡明財政與國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與英法重商主義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權利謀求國家的經濟統一，增加財政收入和增加國家經濟實力。
舊官房學派的理論舊官房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g·奧布里特、l·von·薛肯道爾夫、j·j·貝切爾等人。這個學派的特點是以研究充實國庫，特別是如何使王室財政充裕為主，具有國王私人財政學的性質。薛肯道爾夫把國家財政視為君主和私人經濟的一部分，認為應該把官產收入及特權收入作為財政收入的基礎，在官產收入和特權收入不足以彌補財政支出時，才能徵稅。在稅收根據理論方面，他持“利益說”的觀點。認為稅收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代價，人民應該自覺承擔納稅義務。
新官房學派的財政理論此理論雖然仍以充實國庫的研究為主，但同時也重視對如何增加國家財富的研究。新官房學派思想理論，主要體現在新官房學派代表人物尤斯梯和宋能非爾斯的著作中。尤斯梯（1705～1771），主要著作有《國家經濟學》（1755）、《賦稅及捐稅研究》(1762)、《財政體系論》（1776）等。尤斯梯認為國家經濟政策和實施管理的目標，不僅要使國庫充裕，而且要增進包括君主和臣民在內的整個國民的福利，否則就不能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他還認為財政學是研究如何管理國家財產，如何適當徵稅，如何加強稅收管理，以維護和提高君主與臣民的共同福利為目的的科學。尤斯梯認為，國家財政收入有四個方面的來源：即管產收入、特權收入、賦稅收入和其他收入（含公債收入）。在這些收入來源中，官產收入與特權收入是國家的主要收入，稅收收入是次要的，只有在前兩項收入不足支出時，才應徵稅或組織其他收入，如舉債。據此，尤斯梯提出了課稅根據理論“義務說”的觀點。他認為臣民的私有財產是一種間接性質的國家財產，當財政收不抵支時，臣民隨時都有繳納國家所需費用的義務。他在主張臣民有納稅義務的基礎上，還強調君主的財政支配權與臣民的利害關係，國家徵稅不要妨礙私人的經濟活動。為此提出了課稅的6項原則：（1）採用促使自願納稅的課稅方法；（2）課稅不得侵犯臣民的合理自由，不得危害工商產業，不得有害於國家的繁榮和臣民的幸福；（3）應該平等課稅；（4）課稅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5）選擇徵稅費用最低的貨物課稅；（6）納稅手續應簡便易行，納稅時間要安排適當。這些稅收原則，集中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要求，對後來資本主義稅收理論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尤斯梯還深入探討了當時國內消費稅流行的原因及其利弊。從課稅原則角度來看，他反對國內消費稅，其理由：（1）限制人們的合理自由活動。（2）不利於商業的活動。（3）不能實現稅負平等。（4）漏稅較多。（5）徵稅費用高。從作為一個官房學派的代表人物。考慮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現實需要，他又主張折衷主義。他認為營業收益稅是符合稅收基本原則的，應以此為新稅制，取代國內消費稅。宋能非爾斯（1732～1817）是奧地利的財政學者，他繼承並發展了尤斯梯的經濟理論和稅收理論，同時也受到了重農主義的經濟自由思想的影響。宋能非爾斯的主要著作是《行政、商業與財政的理論》。宋能非爾斯認為，財政學的任務是：滿足國家需要，編制經費預算；決定國家的收入來源；檢查審核經費開支與收入；研究收入的組織徵收等。在稅收理論方面，他強調稅收的重要性，主張財政收入應以稅收為主要來源，而官產收入和特權收入是次要的；強調稅收與國民經濟的關係。據此，他提出普及、公平及保護稅源的稅收原則，反對設定非常準備金。他對消費稅的看法與尤斯梯不同，他贊成徵收消費稅。他認為消費稅的優點是：徵稅數量與納稅人的所得相適應；商人可將稅款加入商品價格中轉嫁出去。稅金為數不多，納稅人在無意識中繳付了稅金等。其缺點是徵稅費用高，增加負擔。此外，對富有者的所得課不到稅，課稅使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抑制了就業與商業。因此，他贊成課徵消費稅，特別是對奢侈品課稅與對貨幣收益課稅，反對向資本直接課稅。他還反對稅收承包制，主張應由政府掌握課稅權。德國官房學派的財政稅收理論，代表了當時德國封建君主的利益，當時提倡“君安則民安，君富則民富”的以君主為中心的觀點。在稅收理論方面較早地認識到稅收與國民經濟的關係，同時相應地提出了稅收原則觀點，對於早期資本主義稅收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