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1723～1790）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譽為“政治經濟學之父”、“財政學之父”。代表著作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簡稱《國富論》。斯密的稅收思想，集中地、系統地反映在《國富論》的第五篇中。（1）稅收的源泉。斯密從保護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的思想出發，認為稅收源泉應來自每年新創造的收入，而不應侵及資本，應當向不妨害資本的原始積累得的那些源泉徵稅才對。因此，他認為籌集賦稅的源泉是地租、利潤和利息、工資。他說：“個人的私人收入，最終總是出於三個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潤與工資。每種賦稅，歸根結底，必定是由這三種稅收源泉的這一種或那一種或無區別地由這三種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國富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84頁）。斯密在他的三種收入源泉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大稅系，即地租稅系、利潤稅系和工資稅系。在他看來，最適合的徵稅對象不是工資，也不是利潤，而是地租。（2）稅收的原則。斯密認為國家在制定稅法或進行稅收工作時，應遵循平等原則、確實原則、便利原則、最小徵收費用原則（見斯密稅收原則）。（3）租稅各論。關於地租稅，斯密認為地租是最適合的徵稅對象，既有直接用地租充當課稅客體的，也有用土地生產物充當課稅客體的；既可以按定額徵收地租稅，也可以按比例徵收地租稅。地租稅的稅負最終要由地主承擔。關於農產品稅，斯密認為農產品稅是不與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的賦稅。農產品稅是一種極不公平的稅收，因為土地的貧瘠和肥沃程度不同，農產品產量不同，地租多少不同，而農產品稅占農產品的比例是固定的，從而造成肥地地主稅負輕，瘦地地主稅負重。關於房租稅，斯密認為可分為兩個部分，即建築物租和地皮租。建築物租是由建築物的造價、投資的平均利潤、建築物使用年限和在使用期間的維修費用決定的，它是建築房屋所費資本的利息或利潤。而地皮租是在全部房租中，超過合理利潤的部分。如果對地皮租課稅過重，建築業者得不到合理利潤，他們就會拋棄這一行業；而“地皮所有者總是以獨占者自居，對於地皮的使用，儘可能地要求最大的租金”（同上，第403頁）。斯密認為，地皮租是更為妥當的課稅對象，並指出地皮租在課稅方面應和土地的一般地租同樣對待。關於利潤稅，斯密認為，利潤是資本家冒投資危險和克服困難應得的報酬，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報酬是非常輕微的。他主張對利潤要課以輕稅。在他看來，“利潤稅即加在資本收入上的賦稅”，利潤稅是由消費者、借貸資本家或地主負擔的稅收。關於工資稅，斯密從工資等於工人的最低生活費用的觀點出發，認為工人不負擔勞動工資稅，它是一種可以轉嫁的稅收。認為：“當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沒有變動時，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工資數額提高到稍稍超過這稅額以上”（同上，第425 頁）。工資稅轉嫁到利潤，再由利潤轉嫁給一般消費者，再轉嫁到地租，這時因為地主無法再轉嫁給其他人，結果就由地主來負擔工資稅。關於人頭稅，斯密認為，人頭稅是一個違反稅收四原則的稅種，是一個要公平就不能確定，要確定就不能公平的稅種。因為人頭稅按照納稅人的財產或收入比例徵稅，但實際上無法正確估算納稅人的財產或收入。他認為“徵收這種稅具有種種不便”，建議廢除此稅。關於消費品稅，斯密認為，消費品稅是從人們的支出側面間接地把握收入的一種間接稅。他把消費品區別為必需品和奢侈品。對必需品徵稅，必定使商品的價格乃至勞動工資按課稅的程度而上漲，最終總是通過增加的工資而由其直接僱主負擔稅收。對奢侈品徵稅，一般不會引起勞動者的正常支出增加，反而會使勞動者節約過去的奢侈支出，因而它不會引起工資上升。奢侈品稅將由該商品的消費者直接負擔。